美國深陷其中的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仍在不斷加劇，這個現實正在直白無遺地展現在世界面前。美國病了，但究竟病在何處，是何性質？有人指出，當前美國已經陷入激烈的“兩個美國，兩種前途”的道路之爭，平行道上的美國兩黨及其追隨者都認為自己所走的路才是正道。這種道路之爭和迷茫在美國歷史上早已有之。

19世紀的美國“道路之爭”

美國政府當下對保護性關稅的執著，很容易讓人聯想起19世紀時美國走過的“老路”。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的《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一書，向人們展示了19世紀美國實現工業化和經濟崛起的圖景。作為當時的後發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美國在19世紀流行的是德國歷史學派先驅、經濟學家弗裏德里希·李斯特的主張，對外實行以關稅保護為重要表現的“隔斷（dissociation）型戰略”，與此同時注重推進技術革新、實施産業政策和拓展國內市場，以“國內迴圈”為主支撐工業化。

對於19世紀由英國和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為主推動的全球化潮流，美國並沒急於“融入”，而是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脫鉤”；當時美國市場也不怎麼開放，外來投資佔比很低。當時的數據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即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初，美國都維持著高關稅水準，這從幾個具體年份及其對應的稅率就可以看出來，比如1816年（35％）、1820年（35％—45％）、1828年（50％）、1875年（40％—50％）、1914年（44％）；外國直接投資在此時間段內規模最大時也沒達到美國總投資的10％。美國是在與當時的世界經濟體系刻意保持距離的情況下，實現了對外來技術的吸收利用和升級並完成了工業化。

19世紀的美國沒熱衷於加入當時的全球化潮流，並非僅僅出於經濟層面考量，還與另外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有關：何為美國，以及美國何以成為一個國家？

一般認為，自1776年獨立戰爭爆發，“美國”這個國家就存在了。但就現代國家需要具備的制度體系來説，美國真正成為國家，乃是19世紀60年代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的事。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成為國家的主要標準，就是通過國家制度體系展現出來的國家性，它包括主權的制度化、行政有效性、部門自主性、法律執行效率和社會目標的實現等多個維度，以及由這些維度所建構的國家權力和權威的強度。在內戰發生之前，美國的一些經濟、社會和政治表現是“反國家的”，那樣的美國並不充分具有國家性，只不過“像是一個國家”而已。

整個19世紀，對於把美國建成什麼樣的國家，美國內部一直存在兩種互不相容的想像，包括城市美國VS鄉村美國、工業美國VS農業美國、白人美國VS多種族美國、新教美國VS世俗美國、聯邦主權美國VS州主權美國等等。這些相互衝突的願景，又是對什麼才是“美國特性”的認知對立。而所謂“美國特性”，直接關係到美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大多數美國人的歸屬感應繫於何處。有著明確“特性”的美國，大致是一個“民族國家”；而“特性”不明確的美國，則在政權組織形式等方面或者説“國家性”上表現出某種相對的鬆散。

19世紀的“兩個美國”之爭，由此就成了增強國家性還是弱化國家性之爭。在爭論相持不下、達到高潮時，一場內戰由此發生，此後美國經歷政治重建，才真正轉變為較為完整政治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孤立主義是這個國家對外政策的一個關鍵表現。

“國家性”問題在當代美國重現

當前美國再次趨向經濟上的保護主義、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政治上的孤立主義，這恐怕是19世紀美國的歷史基因在新的歷史機緣下被再次激活，一種明確以強化國家性為訴求的國家主義舊傳統又回來了，“美國優先”是其在意識形態上的動員。這個美國是令很多人陌生的，它與人們印象中“自由開放”的美國嚴重牴牾。但實際上，標榜“自由貿易、自由市場、開放社會、多元包容”，乃是進入20世紀尤其是二戰結束以後美國才有的新傳統，美國並非“一向如此”。

最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某種“帝國化”過程，一方面是以新自由主義思潮為觀念動力，推動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自由貿易、資本和技術自由流動為特徵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則是以差序格局下的“多邊主義”，恩威並施推進美國的全球霸權。服務於全球主義的帝國願景，美國對內轉向“小政府”，經濟上進一步實施私有化和放鬆資本管制，政治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是“民主普及”，文化價值觀層面是“多元主義”，淡化種族、語言、宗教等方面的差別。對內對外展現的這種多元性曾經成為美國的某種“軟實力”所在。但它帶來的變化和挑戰是：一個資本意願與政治意志不再並進和服務於美國人整體的利益，一個在種族、語言和宗教上不再擁有主體內核的美國出現了，它顛覆了以往所謂的“美國特徵”，再次引發“何以成為國家”這個19世紀美國就已面對的問題。

一部分美國政治和經濟精英試圖重返19世紀的美國道路而“讓美國再次偉大”，但它又必然觸發與20世紀中下葉以來美國作為一個“全球帝國”而形成的新傳統的衝突。一切皆因利益使然。在近八十年來轉向“全球帝國”的過程中，美國已經形成新的相對固化的利益結構，大公司和一部分美國人會從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多元文化中受益，但也有很多美國人因此受損，它們無法通過同一種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來同時滿足相互悖反的利益訴求，而必須要達成一定的利益妥協才有可能化解。但從當前情況來看，妥協空間並不存在，這也是當前美國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的一個關鍵原因。（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