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和印度的關係出現了一些積極苗頭。雙方外交高層對話互動增加，今年7月4日和7月25日，中國外長王毅分別在阿斯塔納、萬象會見印度外長蘇傑生。一個月內兩國外長兩度會晤，這在過去數年並不多見。與此同時，中印邊境事務磋商與解決的步伐也在加快。7月31日和8月29日，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第30次會議、第31次會議分別在新德里、北京舉行，雙方“進一步縮小了分歧，擴大了共識”，旨在推動“早日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印度方面也逐步釋放調整對華關係的信號。印媒報道，印度政府已經著手逐步批准部分來自中國的投資，放寬對中國技術人員的赴印簽證。在此背景下，印度國內輿論也逐漸改變調門，朝著改善中印關係的方向引導。尤其對於恢復中印經濟接觸的必要性，印度各方似乎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

然而，在此背景下，印度外長蘇傑生卻冒出一番頗為驚人的言論。8月31日，蘇傑生在參加印度《經濟時報》的世界領導人論壇時説：“（國際上）存在一個普遍的中國問題。我們並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討論中國問題的國家。到歐洲去，問問他們當今的主要經濟或國家安全辯論議題是什麼，顯然是中國問題。再看看美國，美國同樣被中國問題困擾……因此，不僅僅是印度才有中國問題……”。他還稱，“幾十年前，世界忽視了中國問題。現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中國）問題。印度的中國問題比世界的中國問題更特殊。因為印度與中國除了有邊境爭議外，還有更具一般性的中國問題，因此印度採取的預防措施是明智的”。

蘇傑生的這番言論，表面上看，似乎是為這些年的印度對華政策進行辯護。其內在邏輯是：因為中國是“壞蛋”，所以給全世界國家都帶來了“中國問題”，印度有中國問題自然也不例外；印度這些年採取“脫鉤”等一系列反華政策是一種預防政策，當然是明智之舉。實質上，蘇傑生的這番説法顯然是別有用心的。他通過刻意抹黑中國並指出國際上存在“反華聯盟”，來暗指印度過去的反華政策只是殊途同歸而已。只是不經意間，他把自己對中國的“羨慕嫉妒恨”複雜情感充分暴露出來。而他對中國政體“獨特”和中國經濟體制“獨特”的各種説法，更表明他試圖將中國描述為國際社會的“異類”，通過鼓吹“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搞出“一條線、一大片”的“反華聯盟”。

蘇傑生這番言論發表的時機很令人不解。就在8月29日，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第31次會議還取得了積極進展，雙方都對會議成果予以積極評價。究其原因，蘇傑生對中印關係的逐步改善是“害怕”的。正如印度知名分析家Pravin　Sawhney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原因：現在莫迪政府中有一派強大的聲音認為印度應該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另一派由蘇傑生領導的政治勢力則認為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將危及印度與美國的關係，這是不可接受的。而印度總理莫迪則猶豫不決，因為他想魚與熊掌兼得。

中印關係的改善勢頭，可能也讓蘇傑生害怕了。一方面這似乎意味著過去四年多由他主導的印度外交戰略和路線“犯下了錯誤”，現在正試圖進行逐步調整修正。另一方面，他對取悅美國還是很上心的，因為他知道美國現在的戰略“心魔”是中國，改善中印關係意味著可能令美國不悅。此前，為了彌補莫迪訪莫斯科對美印關係的衝擊，他就曾迫不及待地推動了莫迪對基輔的訪問。結果，不論是莫斯科還是基輔，都對印度非常不滿，只是讓華盛頓稍微寬慰了些。

在印度，有很多類似蘇傑生這樣的“中國專家”。他們由於過去的工作與中國或東亞國家有點聯繫，就被國內視作中國問題的權威。但實際上，他們既不懂中國，甚至可能都搞不明白印度的基本國情和國家利益，有的只是印度上層精英貴族的意識形態偏好。例如，他説國際社會存在著“中國問題”，中國“是一個工作方式截然不同的國家”。其實，很多國家都認為，“印度問題”才是真問題，印度才是“一個工作方式截然不同的國家”，要不然怎麼會那麼難以打交道？他説基於安全理由封禁中國的電信技術是必要的，那麼美國的技術就那麼安全麼？迄今，我們至少沒有聽説過任何“華為門”事件，但是我們卻都真實地了解斯諾登爆料的“棱鏡門”事件。

蘇傑生發表的關於中國的“高論”，常常無法證實，當然也很難證偽，這在國際輿論場頗具欺騙性。比如，他説中國對“全球南方”不重視，因為中國都不參加印度組織的“全球南方”會議。然後，在另一個場合，他又承認印度確實沒有邀請中國參加。試問，印度主辦的“全球南方”會議沒有邀請中國，然後又説中國不參加，這究竟如何得出中國不重視“全球南方”國家的結論？這其中的荒唐邏輯，大概也只有蘇傑生才能懂。

蘇傑生在外交上的“抬杠”能力，贏得了一些“粉絲”。不過，他主導的外交戰略和策略，充滿著濃濃的套路感，既沒有尼赫魯外交的道德感，也沒有英迪拉外交的道義感。蘇傑生主導下的印度外交對所有國家搞套路，最終收穫的也是所有國家對印度的套路。

蘇傑生作為外長，首要考慮的似乎並不是國家利益。別看他現在似乎很積極地要同中國經濟“脫鉤”，不樂意看到中印經濟合作的加強。但是，一旦有需要，他也是會改變立場的。當年他賦閒在塔塔集團的時候，由於塔塔需要發展與中國的業務，他也為推動塔塔與中國的合作多方奔走，揮灑汗水。印度的很多政客，只不過是把國家當作個人謀私利的工具。至於國家的長遠利益，似乎也不是他們認真考慮的問題。事實上，這才是現在印度外交的“真問題”，可稱之為“蘇傑生問題”。

對於中印關係，中國的政策一直是明確一致的。對於當下改善中印關係，中國的態度是積極向前看的。王毅外長在會見蘇傑生時，提出了兩大鄰國正確相處之道的“五個相互”（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照顧、相互成就）。這與蘇傑生提出的維持中印關係發展必須堅持的“三個相互”（“相互尊重，相互敏感，相互利益”）相比，不僅在精神內核上有相通之處，而且實現了超越，站位更高、立意更遠。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中印關係僅僅停留在“三個相互”是不夠的，只有能站在“五個相互”的認識上，才能在思想意識和政策實踐上真正地推動中印關係改善發展。（作者是國際問題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