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日前表示，西方應該承認中國制度的成功，儘管歐中制度不同，在許多議題上存在分歧，但歐盟絕不能同中國開展系統性對抗，歐中必須要做夥伴。他還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是客觀現實，西方不可能阻止。作為“歐盟外長”的博雷利發表這番表態，不僅是對近些年來歐盟外交的某種反思，也反映出歐洲內部一直存在的有關對華政策的思考。對於歐洲在對華外交層面釋放出的類似理性聲音，我們當然表示歡迎，並且期待這種理性能在歐盟未來對華政策實踐中得到更多體現，進而幫助促進中歐關係走深走實。

事實上，自2019年歐盟委員會發佈《歐中戰略展望》開始，歐盟的對華政策一直被描述為“三重定位”或所謂“三分法”，即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但實踐證明，一方面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另一方面又定位為制度性對手，這種矛盾邏輯不僅給歐盟外交帶來“認知混亂”，也對中歐關係造成越來越大干擾。歐盟搞不清楚對華政策中合作、競爭以及對抗究竟孰重孰輕、如何把握。不僅如此，歐盟對華政策的這種內在矛盾還被美國利用，導致歐盟在美國挑動對華對抗過程中經常處於“夾縫困境”，有時知道自己利益所在卻無法“戰略自主”地予以堅持，在地緣政治和“去全球化”進程中經常面臨利益受損局面。美國在陣營對抗和科技領域搞單邊主義，趁機對歐洲“割韭菜”等，客觀上也削弱著歐盟的國際競爭力和話語權。

在歐盟“制度性對抗”政策影響下，中歐經貿和科技領域合作受到一定破壞，一些歐洲企業對華出口下降，歐方對中資設置政治門檻等也導致一些中歐基礎設施合作項目耽擱甚至擱淺。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以來，陣營政治甚至冷戰思維在歐洲有所蔓延，也給中歐關係帶來消極影響，影響到了雙方在全球和地區治理等方面的互信，損害了雙邊經貿合作。尤其是歐盟內部一些人推動所謂“去風險化”，更使雙邊貿易、投資和産業鏈等方面合作出現一些問題。

國際社會諸多領域的實踐一再證明，堅持互利共贏和開展對話合作有助於促進相關各方關係穩定和共同發展，這在中歐關係層面同樣適用。對中國發展的理性認知，也有助於歐盟捋順矛盾頻出的對華政策邏輯。過去幾十年來的中歐合作，不僅在經濟社會發展等諸多領域相互成就，也在國際地位等層面相互支撐。過去20年來，中歐經貿往來規模不斷擴大、品質日益提高。在此過程中，中歐實現互惠共贏，貿易額增長近9倍，歐盟對華投資增長近3倍。在地區和全球治理層面，中歐也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和較好的合作經驗，比如攜手推動多邊主義發展，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場合加強對話與合作。

儘管在歷史文化、發展水準、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但中歐雙方無論在對話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還是在數字經濟、綠色環保、人工智慧等事關人類未來的重大全球性問題上，都有著廣闊合作空間。正如中方一直強調並在實際行動中所展現的，中國始終致力於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在當前國際局勢動蕩加劇的背景下，中國也始終將歐盟視為國際格局中一支戰略性力量，一直把發展中歐關係視為中國外交優先方向。

正因如此，我們樂見歐洲方面展現更多對於中國發展的客觀認知，並對中歐關係作出積極表態，期待中歐關係健康發展。中國以高水準對外開放推進高品質發展，將為歐洲的發展以及中歐合作提供更多機遇。中方願同歐方做經貿合作的關鍵夥伴，科技合作的優先夥伴，産供鏈合作的可信夥伴。儘管歐洲內部依然存在一些對華不和諧、非理性的聲音，但我們願意與歐盟相向而行，共同推動雙邊增信釋疑和關係平穩。需要指出的是，中歐雙方的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理應成為彼此的機遇而不是威脅，理應成為全球夥伴而不是對手。差異性不應成為雙方對抗的理由，不能因為制度不同就視彼此為對手，不能因為出現競爭就減少合作，不能因為存在分歧就進行對抗。其實中歐雙方都已深知，對抗和“脫鉤”只會帶來更多風險和困難。中歐選擇對話溝通，國際層面的陣營對抗就更難成型；中歐選擇互利合作，一些人試圖鼓噪的“新冷戰”就不會成型；中歐選擇開放共贏，雙方人民福祉乃至世界繁榮穩定就有更大希望。（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