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隨著中國經濟的高品質發展和人民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去年人民幣的海外使用大幅增長，國際化指數同比增長了22.9％，已超過日元和英鎊，僅次於美元和歐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穩步增長，我國經濟綜合實力和開放度不斷提升，人民幣的國際信用也水漲船高，國際化的途徑和規模隨之增加。2009年至今，中國與外國的貨幣互換協議規模已從6500億元增長至約4.16萬億元人民幣；2009年時人民幣跨境結算規模僅為3781億元，而2023年中國跨境人民幣結算量突破52.3萬億元。作為人民幣主要離岸市場，香港2004年2月時人民幣存款僅8.95億元，而今年4月香港人民幣存款規模約為1.09萬億元。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更進一步增強了各國間貿易、投資等合作，人民幣的計價、結算、融資和價值貯藏功能得到充分發揮。2023年第四季度人民幣在IMF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中佔比2.29％，排名第六，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中的權重也已被調高到12.28％，這都體現著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國際化水準的認可。

回看過去幾十年，貨幣互換、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一系列重要舉措都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重大成果。雖然總體上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但多元的渠道和有效的政策調控都使人民幣國際化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雖然人民幣“走出去”的任務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客觀上必須認識到，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外匯儲備領域與主要國際貨幣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金融風險傳導性強、影響面廣、危害性大。要繼續推動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就必須在嚴守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避免跨境風險傳染的基礎上，在多個方面繼續深化改革，為人民幣“走出去”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和完善的市場機制。

一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內需對經濟拉動作用。在人民幣“走出去”的過程中，境外人民幣資金來源要求人民幣跨境貿易和投資保持逆差，人民幣跨境支出要多於跨境收入，因此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要從外需驅動逐步轉向內生增長。這也符合我國構建“國內大迴圈”的戰略方向。

二是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隨著我國金融市場不斷擴大開放，外匯市場供需變動將更加頻繁，應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靈活調整以應對人民幣對美元和非美元匯率的波動，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不斷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有利於確定合理的人民幣匯率水準。

三是協調人民幣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改革。當前人民幣匯率和人民幣利率的變動獨立性較強，主要承擔宏觀調控工具的作用。為了完善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定價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功能，應進一步深化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改革，防範利用利率和匯率變動的套匯和套利行為。

四是持續推動數字貨幣的發展。數字貨幣能夠突破非數字貨幣在流通、投融資和結算等方面的跨國壁壘，包括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等在內的項目能實現更快速、成本更低和更安全的跨境支付和結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數字貨幣的功能性，將大大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資的發展。

在具體層面，面對地緣政治與金融風險較高，不確定性較大的外部環境，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應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這樣才能樹立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從而推動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和投資往來。

二是要繼續推動貨幣互換、跨境貿易等領域的發展。進一步增加貨幣互換的國家範圍和規模、擴大跨境貿易投資，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渠道，也將有效促進人民幣資金在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之間迴圈。

三是要大力發展我國的債券市場，方便人民幣資金回流。從長期看，隨著人民幣“走出去”，其他國家儲備的人民幣資産會不斷增加，除滿足日常和資本項目交易外，多餘的人民幣資産必然會尋求投資方向。我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債券市場，要承擔起境外人民幣主投方向的重任，通過繼續完善“債券通”“互換通”，豐富債券市場工具，讓人民幣資産成為“活水”。

四是進一步完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建設，擴大人民幣業務的清算行。CIPS能有效降低海外借貸人借人民幣的複雜度，為海外投資者投資在岸債券和股票提供便利，也有利於“一帶一路”國家的支付系統合作。這既滿足了人民幣交易業務需要、又能促進跨境貿易，還可以降低人民幣清算業務難度，一舉多得。　

五是加強香港離岸金融市場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若以上海自貿試驗區為載體，發展上海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讓上海自貿區的人民幣可以高效地進入香港離岸市場，其他人民幣則通過跨境貿易、投資進入境外人民幣市場，另一邊，境外人民幣市場的人民幣直接回流進上海人民幣在岸市場或自貿區人民幣離岸市場，這將形成一個以上海人民幣在岸市場、離岸市場和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為節點的人民幣迴圈有機整體。（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金融係常務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