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諾貝爾委員會2012年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歐盟，歐盟理事會時任主席范龍佩在領獎時稱，歐洲曾經“滿是長矛和利劍、大炮和槍支、戰壕和坦克的傷痕”，而歐盟使歐洲從戰爭走向了和平。不過，曾因致力於廢除南非種族隔離政策而在1984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前大主教圖圖對此不以為然。在他看來，歐盟的“和平理念”依舊是脫胎于軍事化的傳統，並沒提供其他選擇。

這樣的質疑源自歷史教訓：建立在軍事力量上的和平往往難以持久，無法脫離戰爭與和平的惡性迴圈。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0年後的2022年，歐洲境內爆發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武裝衝突，並且嚴重威脅著全球安全局勢。這種否定式的輪迴表明，歐洲還是沒能克服“暴力迴圈”，歐盟自我稱讚的“和平”可能又只是上一次戰爭與下一次戰爭的間歇時段。

悲劇還在延續，歐洲的一些政治和媒體精英卻拒絕反思二戰以來的總體和平遭到破壞的深層原因，而是試圖把歐洲大陸上這場衝突的責任推給他人。而事實上，早在北約開始東擴的1999年，美歐有戰略前瞻力的學者就已預見，北約此舉將會引發歐洲與俄羅斯的安全矛盾。還有學者當時就清醒意識到，讓歐俄分裂和適度對抗，恰恰符合美國對歐洲分而治之的戰略設計。

歐洲人冷戰後曾浪漫地設想建立和平繁榮的歐洲大家庭，但這種沒有美國位置的“大歐洲夢”對美國的全球霸權來講就是噩夢，在華盛頓眼中，不是由美國主導的“和平”就是威脅。過去十多年來烏克蘭危機從醞釀、爆發到激化為軍事衝突，一步步使俄羅斯與歐洲走向徹底敵對，“歐洲和平大家庭”夢宣告破碎，而這恰恰是美國對歐洲分而治之戰略的實現。隨著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投票日期越來越近，歐洲政壇的神經也在逐漸緊繃，他們猜測著大選結果可能對美歐關係尤其俄烏衝突帶來什麼影響，擔憂被美國拋下而讓歐洲自己去收拾爛攤子。這種境遇本身，就證明了美國才是歐洲的安全甚至更廣泛領域發展戰略的掌控力量。

早在1923年，歐洲一體化思想的先驅、年輕的理查德·康登霍維－凱勒奇伯爵就指出：歐洲人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分裂壯大了歐洲以外的列強，歐洲人必須團結起來，建立強大的歐羅巴合眾國，以避免受到美國和蘇俄的軍事和經濟壓迫。但如今的現實是，這位伯爵連同他對歐洲統一自強的理想，已被歐洲的政治精英們淡忘許久，而他所擔心的“歐洲受制于域外列強”的局面卻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現實。忘記歷史就很難認清當下、看清未來。缺乏歷史意識的政治人物，也很難有戰略性的眼光和能力去洞悉時代格局。當前歐洲政治文化面臨所謂的“極右化”，很大程度上源於民眾對精英政治的不滿。

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歐洲學術傳統和知識生産的“功利化”“武器化”脫不了干系。當多重危機疊加導致歐洲身份焦慮加劇，極端地緣政治思維也在日益影響歐洲高校和智庫知識生産的底層邏輯，在“零和博弈”框架下確定對手、尋找敵人成了“時尚任務”。

為了迎合地緣政治潮流，歐洲一些研究衝突與和平問題的學者把中美關係緊張以及世界範圍內軍費大幅增加等狀況一股腦地歸咎於中國，無視1999年以來美國帶頭拉動北大西洋軍事同盟軍費不斷上漲的事實，無視德國軍費也從2015年的382億歐元猛增到去年的668億歐元。某種程度上説，1999年具有“標誌性意義”，這一年北約高舉“為歐洲帶來和平與穩定”的大旗開始東擴。但在北約25年間多輪東擴後，現在人們在歐洲看到的不是和平而是衝突，不是穩定而是安全混亂與空前焦慮。在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安全格局中，美國及其領導的北約軍事集團獨大，承擔起自我賦予的“全球安全責任”，試圖在全世界發號施令，對違抗者動輒施以制裁甚至武力相加。就是在這樣一個全球安全治理格局下，過去近30年裏，世界各地由國家參與的戰爭數量翻了一倍。

全球安全治理體系的歷史和現實困境顯而易見，歐洲知識界本不應被地緣政治話語以及冷戰思維禁錮，不應喪失歐洲一向引以為榮的“批判與反思”精神。令人遺憾的是，當下的歐洲公共輿論空間恰恰被一些熱衷地緣政治信條、唯恐世界失去西方主導的鼓噪籠罩，很難釋放出思想的光芒，更多是在尋找對手中自我安慰。歐洲一些主流政治和知識精英看不到自己屢屢陷入戰爭與衝突困境的歷史，看不清盲目跟隨美國使自己和世界更不安全的事實，也喪失了就此進行深刻反思的勇氣和能力。這樣的歐洲難以讓人看到一體化之初那樣的前途，歐洲“戰略自主”也因此被拖了後腿。（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