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奧運田徑選手埃裏揚•奈頓興奮劑陽性案件的諸多疑點仍懸而未決，正在引發日益廣泛的擔憂，我們認為，對這些疑點需要一個更加明確的答案，而不應不了了之。因此，有必要通過各種手段，如公佈樣本濃度、提供相關證據、獨立第三方檢測等，同時應對美國參加巴黎奧運會的田徑運動員實施更加嚴格的檢查，以確保奧林匹克賽事的公正性，還世界一個乾淨的奧運場地。

根據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的説法，奈頓在今年3月26日的興奮劑賽外檢測中被查出呈類固醇（群勃龍）陽性，而這是由“運動員食用了受污染的肉類引起的”，因而決定不對其實施禁賽處罰。然而群勃龍並非常見污染物，它可以起到增強爆發力的作用，但副作用也很大，因此很多國家都明令禁止食品動物中使用群勃龍，它在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禁用清單》中被明列為非特定物質。近年來，全球測出過的數百起群勃龍陽性案例，絕大多數都是基於4年禁賽的標准予以處罰，為何奈頓偏偏例外？這種小概率事件又是如何“恰巧”發生在奈頓身上的？

特別是，在奈頓案件中，所有調查結果均來自USADA的一家之言，其真實性有待WADA的核驗。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關奈頓的“無罪聲明”目前已被USADA從官網中撤稿，一併被撤稿的還包括其過往無過錯污染案件的聲明與報道。這一連串蹊蹺動作不免引發猜測，USADA需要回應外界對整件事各個環節的質疑和關切，而奈頓作為一個有著高度嫌疑的選手，也應該受到更加嚴格的反興奮劑監管。

長期以來，由於美國在反興奮劑領域“只能我查你，不允許你查我”的霸道做派，導致其國內的反興奮劑工作程式和標準參差不齊，對美國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處理也極不透明，形成了巨大的體育暗箱。WADA主席班卡此前直接言明，包括職業和大學體育運動員在內高達90％的美國運動員，都沒有遵守WADA相關條例。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對國內運動員濫用藥物的情況是否疏于監管，甚至有意包庇。

以不久前剛剛在美國國會痛陳“不再信任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菲爾普斯為例，他在2009年的吸毒醜聞震動世界。然而對這一情況美國相關機構竟“渾然不知”，直到一家英國媒體將照片公之於眾，菲爾普斯才不得不承認吸毒並向公眾道歉。按照規定，菲爾普斯理應被禁賽2至4年，但最終美國游泳協會也僅僅以禁賽3個月的處罰將此事輕輕帶過。這讓人想起同樣以“反興奮劑旗手”自居的美國田徑運動員劉易斯，他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獲得男子100米金牌。2003年在一位美國醫生的爆料下，劉易斯承認自己在美國隊選拔賽期間的3次藥檢都沒有通過，但美國奧委會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過去漏洞百齣的案例表明，僅靠美國相關部門“自查自糾”，難以讓人相信美國隊選手的清白。特別是，如果按照美方“誰成績好就應該重點查誰”的邏輯，那麼在田徑、游泳等美國長期佔據優勢的領域，美國選手尤其應當受到“重點照看”。接受來自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國際檢測機構（ITA）、“世界田徑”（World　Athletics）等相關國際組織的監管，是證明美國金牌乾淨與否的一個有效途徑。

與此同時，人們還懷疑，美國選手是否假借患有哮喘、多動症等病症的名義，濫用“治療用藥豁免許可”，堂而皇之地“合法吃禁藥”。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自行車獨立改革委員會2015年曾表示，濫用“治療用藥豁免”在體壇十分常見，甚至在申請豁免的運動員中，約有90％都是為了提高比賽成績。而根據此前被曝光的材料，在那些獲得豁免的運動員名單中，美國運動員的數量高居榜首。這當中是否存在貓兒膩，相關運動員的申報是否屬實，同樣需要借助外部監督和審查的力量。

美國常常在國際場合大談規則，但對人對己往往是兩套規則，在反興奮劑問題上同樣如此。雖然美國反興奮劑機構是《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簽約方，但美國國內的四大聯盟根本不受《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管轄，導致其對違規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的處罰，並沒有遵守國際通行標準。人們的直觀感受是，對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與美國選手形成競爭的外國選手，美國動輒以己度人潑臟水、“先發制人”使絆子，而對自己國內那些違規運動員，卻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正因如此，美方對奈頓興奮劑陽性事件的調查很難令人信服。美國作為體育大國，理應在反興奮劑問題上做出表率，包括奈頓在內的美國選手是否使用了興奮劑，不應當只由美國説了算，而應該把這個問題交給更加權威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