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選競爭日益白熱化，當前美國政治極化出現了更加令外界擔憂的趨勢。那就是，政治極化的發展推動更多政治暴力的出現，而政治暴力的增多又進一步導致政治極化的升級。

根據芝加哥大學教授、芝加哥安全與威脅項目主任羅伯特·佩普此前在美國全國進行的調查，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為了迫使國會或政府官員做正確的事情，使用武力（暴力）是正當的。有10％的美國成年人（其中1／3擁有槍支）贊同“使用槍支”，認為使用武力阻止特朗普成為總統是“合理的”。與此同時，7％的美國成年人（約1800萬人，其中一半人擁有槍支）支援以武力恢復特朗普的總統職位。

據相關研究，美國各地的政治暴力或政治暴力威脅明顯上升。紐約大學法學院布倫南司法中心今年1月發佈報告指出，面臨更多威脅的不僅僅是知名的國家級政客，43％的州立法者和18％的地方官員表示他們都受到過威脅。紐約西點軍校打擊恐怖主義中心也發現，近年來與威脅公職人員有關的聯邦指控急劇增加，對　2023　年迄今案件的初步審查發現，聯邦起訴數量即將創下新紀錄。

所謂“政治暴力”，指的是為了實現政治目標而實施的暴力。而選舉暴力是“政治暴力”的重要表現形式。選舉暴力包括為影響選舉進程出現的脅迫、恐嚇或人身傷害行為，以此達到影響選舉結果，延遲、擾亂或破壞投票；抗議選舉結果或鎮壓對選舉結果的抗議等。美國民調機構PRRI　2023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有23％受訪者認為2024年“美國愛國者可能不得不訴諸政治暴力來拯救我們的國家”，大大高於2021年受訪者的15％。

政治暴力與政治極化相互作用，形成惡性迴圈，凸顯美國當前政治困境與國家治理遭遇到重大危機。

首先，政治極化是美國政治光譜中的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價值觀、信仰與意識形態的兩極分化。雙方都認為對方與自己的信仰相差甚大，不願意作出妥協讓步。相互矛盾衝突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會達到水火不容的程度。兩派在墮胎、移民、政府治理等問題上的衝突最為明顯。妖魔化對手是政治極化的重要表現。

其次，政治極化越來越深刻地影響美國的選舉政治與立法過程。認為另一派的勝利會威脅到自身的信仰、價值觀與實際的利益，必須使用全力抵制對方取勝。在政治競爭的過程中，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被狹隘的黨派利益所取代。

再次，政治極化演變成政治暴力形式，説明美國社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對於美國民主政治感到絕望，認為通過立法或選舉無法解決自身的訴求與關切，只能尋求暴力的解決方式，即傷害並阻止競爭對手。特朗普的支援者主要來自中下階層，他們普遍認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被日益邊緣化，正不斷被外來移民所取代。而拜登的支援者、民主黨自由派則認為特朗普及其支援者威脅美國的民主價值觀與民主體制。選舉的結果關係到自己未來的生存發展，訴求政治暴力被兩派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合理的。

政治極化和政治暴力之所以産生，究其根源在於美國社會普遍存在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與社會變革的無望。貧富懸殊不斷擴大是導致包括政治極化、槍支暴力、政治暴力、種族歧視等美國主要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按基尼系數計算，美國的貧富懸殊狀態倒回到1913年的水準；佔1％人口的超級富裕階層擁有的財富，等同於中産階級所有財富的總和；超級富裕階層不願讓步，反對必要的社會變革與進步。兩黨全國代表大會即將推出各自的競選綱領，但是美國的權勢集團及其政治代理每人平均對於真正的社會改革方案、財富的重新分配不感興趣。將美國國內社會矛盾轉嫁到外部，或推動價值觀或意識形態激化是美國權勢集團反對根本性社會變革的策略。

展望未來，如果美國無法改變當前政治極化的狀況，政治暴力有可能愈演愈烈，從而進一步加劇政治極化與政治暴力之間的惡性迴圈。正如美國主要智庫歐亞集團負責人伊恩·佈雷默所説，美國“更多的政治暴力和社會不穩定即將到來”。（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