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菲律賓特約記者　鄭新　環球時報記者　胡雨薇】編者的話：　近日，國內兩家醫療器械公司的兩名高管為洽談海外業務赴菲律賓後遭綁架並被“撕票”，引發廣泛關注。7月9日，菲警方表示，已掌握涉嫌綁架並殺害中國公民案件中8名嫌疑人的姓名，他們之中有外籍人士，也有菲律賓人。不過，在此次事件登上中國網路熱搜的同時，在菲律賓工作多年的《環球時報》記者卻觀察到，綁架、“撕票”其實多年來頻繁出現在菲律賓國內新聞中。如果關注菲律賓華人群體的自媒體賬號，甚至每週都會看到至少兩起此類事件。那麼，為什麼綁架案件如此頻繁地在菲律賓發生？菲律賓自身的歷史、制度等為綁架案提供了怎樣的土壤？這些綁架案背後又有著怎樣一條錢權勾結的鏈條呢？

“如果我不打電話，媽媽就會以為我被綁架了”

據此前報道，綁架並殺害中國公民案件中的遇害者是一名中國公民和一名美籍華人。他們于6月20日抵達菲律賓，本計劃與潛在商業夥伴會面，卻不幸遭到綁架。據被害人家屬透露，綁匪一開始索要500萬元人民幣贖金，隨後降至300萬元並已支付，但此後綁匪失聯。6月24日，菲律賓警方發現二人已經遇害，初步判斷死亡原因為窒息，遺體有生前受過虐待的痕跡。7月9日，菲警方表示，已掌握8名嫌疑人的姓名，其中既有外籍人士，也有菲律賓人，還包括6月20日到機場接機的人。

回顧歷史，對於菲律賓華人社區來説，1990年代曾是一個危險、可怕、風聲鶴唳的年代。1992年，馬尼拉被《紐約時報》稱為“亞洲綁架之都”。該報當時刊登題為《華人在菲律賓被綁架折磨》的文章稱，一些菲律賓華裔家庭的孩子去上學時，會帶著當時頗為奢侈的“大哥大”手機，幾乎每小時都要給家裏打電話報平安。“如果我不打電話，媽媽就會以為我被綁架了，或者出了其他意外。”一名10歲的華裔男孩説。當時，有能力的菲律賓華人父母會送孩子出國，甚至出售或關閉自家的公司和店面，移民去更安全的國家。

在“恢復治安運動”等菲律賓華人組織的帶領下，華人群體團結一致，與綁匪團夥殊死搏鬥，與罪犯們在安全部門和政壇的“保護傘”針鋒相對。華人群體在與受害者及其家人、良善的警察和正義的檢察官的合作之下，歷經艱辛，終於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股持續約10年的綁架“風潮”。不過，雖然針對綁匪的逮捕、審判、定罪、判刑取得了來之不易的勝利，但這些勝利與實際發生的綁架案件數量相比，可以説是微乎其微。

“辛勤的勞動者，沉默的受害者”，菲律賓《問訊者報》2014年這樣形容在菲成為綁架目標的華人群體。據報道，在菲律賓當時的綁架勒索贖金事件受害者中，有高達七成都是菲律賓籍華裔。儘管他們僅佔菲人口的1.2％，卻是綁架者的首選受害者。《紐約時報》分析認為：“華人在菲律賓經濟增長中發揮了顯著作用……這使他們成為被敲詐勒索的目標。”

而近些年，犯罪團夥經過週密策劃，到別國實施針對中國人或外籍華人的綁架案，是此類案件呈現出的新特點。更讓人心痛的是，按照先例，綁匪出於逃避警察追捕和人質報復等目的，都會最終故意殺害人質。這些受害者有的在救援行動中意外死亡，成了警匪對峙中的“人體盾牌”；有的則多年下落不明，其家人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甚至無法給他們辦一場適當的葬禮。

談及菲律賓近些年綁架“風潮”再度出現並呈現新特點，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李開盛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這背後的重要原因是該國猖獗的網路博彩業，這為滋生不法事件提供了土壤。此外，菲律賓社會根深蒂固的腐敗問題也是重要因素，當地一些不法集團與腐敗分子勾結，廣泛滲透在網路博彩、詐騙的各個環節。不過，李開盛認為最近的這起事件和目前相對緊張的中菲兩國關係並沒有必然聯繫，更多反映的還是當地社會治安存在極大漏洞。

錢權勾結，連成菲綁架黑色産業鏈

不少在菲華人告訴《環球時報》駐菲律賓記者，菲律賓博彩業受到權貴階層的保護甚至支援，錢權勾結連成了一條菲綁架黑色産業鏈。正是因為菲警察等強力部門與綁匪形成的利益共生關係，才導致華人圈經常發生綁架案件。

據記者了解，菲律賓的賭博文化歷史悠久。早在16世紀，菲律賓被西班牙佔領後，佔領者就發現菲律賓人喜歡鬥雞賭博而耽誤幹活。於是，西班牙佔領者開展了菲歷史上第一次禁賭行動，但許多菲律賓人仍會利用各種手段逃避禁令。比如，由於“賭博只有在葬禮上才能進行”的規定，有的菲律賓人甚至不惜租用一具屍體放在旁邊“打掩護”。菲律賓被美國佔領後，美國吸取教訓，不再禁賭，而是將其作為一種“慈善事業”，進行管理、控制和收稅。

1946年，美國同意菲律賓獨立後，菲國內政壇經過幾輪博弈，時任總統馬科斯（現任總統小馬科斯的父親）簽署總統令，設立菲律賓娛樂博彩公司（PAGCOR），管理全國的博彩産業。該公司擁有經營賭場和發放牌照的權力，並對每家持牌博彩公司收取利潤5％－20％不等的監管稅。PAGCOR由菲總統辦公室控制，公司收入名義上是“為菲政府的社會公民和國家發展計劃創造收入”，但實際上基本都落入總統的個人腰包。1986年馬科斯被迫流亡夏威夷後，這個機構保留了下來，成為後來歷任總統的“小金庫”。

進入21世紀，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菲律賓線下博彩開始向線上發展，並很快被PAGCOR納入監管。由於線上博彩不需要場地，PAGCOR規定，一張正式牌照下可以允許存在5個子牌照。不過，子牌照下面往往會經營多個“盤口”（即網路博彩平臺），分包給不同的“小老闆”負責，這些“盤口”是沒有數量限制的。事實上，沒有人知道菲律賓的盤口到底有多少，哪怕PAGCOR也並不完全清楚國內盤根錯節的博彩網路。

除持有牌照的合法博彩公司外，菲律賓還有很多從事非法博彩、詐騙的公司和園區。據《環球時報》駐菲律賓記者調查，非法博彩業在菲同樣受到權貴階層的保護，很多菲政壇高層人士都從中獲得了鉅額經濟利益。

近些年，隨著一些非法博彩公司被突擊搜查，一方面菲政府和警方發現大量相關證據，打擊了非法網路博彩詐騙，解救了不少無辜受害者；但另一方面，這些行動只遣返了部分底層人員，中層和高層都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加之中國國內反電詐宣傳日益深入人心，很多“盤口”越來越難賺到錢。於是，這些人只得進行“産業轉移”，也就是綁架。選擇綁架作為“新業務”，是因為監禁室、人手、窩藏據點等都是曾經從事非法博彩時就有的，只需在原本綁人、毆打、拘禁等程式的基礎上增加索要贖金的環節。於是，原來的“小老闆”，只需要買上幾把槍，再雇幾名菲律賓打手、司機，搖身一變就成了綁匪。

事實上，不少菲律賓華人富商都與網路博彩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有的是網賭辦公樓的房東，有的是園區搞服務業的老闆，甚至有的就是網路博彩業的一環，從事洗錢、銷贓的買賣。這些人富有、底細清楚、行蹤固定，且本身做的生意“見不得光”，被綁匪視為最好的目標。不過，綁匪們後來發現，綁架這些人的難度越來越大。一方面，這些人中很多都是本地有極大影響力的人物，他們同菲律賓的官與民、警與匪同時有著密切聯繫，綁架他們會帶來後患。另一方面，即便是沒有關係的本地華商，也開始大量雇傭保鏢，重視安全防範。於是，綁匪集團開始把目標從本地華人轉向中國人和外籍華人，特別是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人員。

金錢成為菲律賓定義“合法”和“違法”的界限

至於綁架案為何偏偏在菲律賓如此猖獗，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菲司法系統的腐敗瀆職，包括警察、執法部門、檢察官辦公室、法院等。綁匪們早已摸清司法系統的習慣，掌握多種逃脫制裁的手段。即便是證據確鑿、綁匪被當場抓獲的案件，也會在審理上拖延多年。

以2013年的“菲律賓華裔商人蔡莎莉被綁架勒索贖金案”為例，受害者蔡莎莉7月5日在馬尼拉自家公司內被6名武裝人員綁架，7月11日其家人與綁匪商定在達沃市一家銀行提取約定贖金。當日，蔡莎莉被達沃市警方救出，1名綁匪被當場抓獲，3名綁匪被當場擊斃，此後兩名綁匪也被抓獲。據當地媒體報道，其中一名被擊斃的綁匪莫特霍還是一名菲現役軍人。然而，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將近11年後的今年3月，菲法院才宣佈一審判決，綁匪至今還有上訴的權利。

相比蔡莎莉案件，此次兩名醫療公司高管被殺害的案件上了網路熱搜，並引起中國政府高度關注，菲警方有了較快的行動。但從以前多起此類案件看，菲警方經常以“受害人的直系親友不在菲律賓”為由不予立案，或以“案子太多，沒法立刻行動，需要等”為由無限期拖延，又或者在抓到綁匪後，讓一些不重要的底層人員頂罪。如今，菲法律和司法體系已對綁匪失去威懾力，導致一個又一個慘劇的發生。

《環球時報》記者駐菲律賓工作時，發現菲律賓人很喜歡談論“法”。那麼“法”在菲律賓人心中是如何定義的，又是誰來給“法”下定義呢？據了解，菲律賓國家級法律制定的基本流程是：由議員提出草案，眾議院表決通過後送達參議院審議，參議院表決通過後送達總統確認。除國家級法律外，菲律賓還有市律和省律，流程也大致相似。

然而，法律制定流程和批准程式實際上都由政客決定，而菲律賓政客主要來源於各大政治家族，這些政治家族長期控制菲律賓的各行各業，包括政界、軍界、商界，制定法律、授權執行法律、建立執法部門、給執法人員升職加薪的都是這些政客。

此外，菲律賓的法律執行也十分靈活。在菲律賓，很多違法行為，只要繳納一定費用，就可以被豁免，金錢成了菲律賓定義“合法”和“違法”的界限。而且大部分菲律賓普通民眾也並不會被嚴格執法，真正被處罰的幾乎都是外國人。比如菲律賓政府的“禁煙令”最後幾乎成了專門針對外國人的法律，也成了執法部門敲詐的藉口。

李開盛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中國政府一直向菲提出加大對博彩業打擊力度的要求，希望對其予以取締。但菲律賓政府考慮到稅收等各方面影響，一直未能下定決心。而這次綁架事件也從側面反映出，雙方政府應在治安層面有更多合作，這也是雙邊關係推進的一個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