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伊始，美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就預言，今年將是歐盟的“焦慮之年”，從外部的俄烏衝突和美國大選，到歐盟內部的政治換屆，歐洲將遭遇空前的挑戰。現在2024年已經過去一半，歐洲議會大選已塵埃落定，一切卻依然顯得很不確定。歐盟新領導層換屆未見分曉，英法倉促舉行國會選舉，北約領導層換屆也已啟動，新的政治生態尚在醞釀之中，各種勢力正在互相試探。值此多事之秋，歐盟的焦慮似乎有增無減。從政治精英到普通民眾，人們惴惴不安地眺望著地平線上的風雲開闔，中歐關係也因此蒙上濃重的陰影。在歐盟的多重焦慮之中，地緣經濟焦慮顯得越來越突出。

對自身競爭力下滑的擔憂，是歐盟地緣經濟焦慮的主要體現。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曾在2020年年初發出感慨，“歐洲不能淪為中美競爭的競技場，而應該成為參與其中的競爭者”。她的言外之意是，歐洲在圍繞“新興顛覆性技術”展開的新一輪國際地緣經濟競爭中，已被中美甩在後面，需要奮起直追。從那時起，探討如何提升歐洲競爭力的智庫報告和學術文章如雪片般涌現，歐盟和法國、德國、荷蘭、義大利等核心成員國關於科技政策和産業戰略的文件也紛至遝來，光是歐盟出臺的産業政策文件就不下580份，歐洲社會也多次掀起檢討美歐差距和建言歐洲産業戰略的政策辯論的熱潮。

然而馮德萊恩上任以來，歐洲在國際技術與經濟競爭中的頹勢不僅沒有逆轉，反而有所惡化。歐盟（不包括英國）的GDP總量在2020年相當於美國的73％，中國的104％，而在2022年則相當於美國的66％，中國的93％。2022年以來，俄烏衝突、巴以對抗和紅海危機等一系列周邊地緣政治變局，對歐洲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歐洲不僅陷入能源危機和經濟滯脹的泥潭，而且出現産業空心化的跡象。

隨著歐盟領導層換屆的臨近，歐洲政治決策層部分人士面對頹勢與困境，産生愈加強烈的“競爭力焦慮”，因此掀起新的造勢，意圖對歐洲未來政治生態和政策議程施加影響。2024年2月，歐洲央行執行董事施奈貝爾直言，“歐洲正在輸掉資訊技術革命”；而曾經擔任歐洲央行行長和義大利總理的德拉吉從4月下旬以來發表多次演説，強調“從長期看生産率水準就是一切”。這些人士對歐洲在“新興顛覆性技術”領域相對於中美的差距痛心疾首，強烈主張借助歐盟“戰略自主”框架，在産業政策、財政稅收和資本市場等領域強力推進歐洲一體化框架，佈局全歐洲協調一致的生産鏈體系，防範地緣政治風險。他們的演講與報告凸顯出歐洲決策層和政治精英的3個突出意向：經濟問題“泛安全化”、外部供應鏈“去風險”和經濟體系的“韌性”建設。

當前，“韌性”逐漸成為歐盟地緣經濟焦慮的聚焦點，頻頻出現在歐盟政策文件和歐洲智庫報告中。如何提升供應鏈“韌性”，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韌性”，成為歐洲決策層心心唸唸的政策目標。歐盟已出臺約36份政策文件，將增強“韌性”視作提升歐洲對外競爭力的發力點。

關於“韌性”，目前並無公認的權威定義，究其本意是指經濟運作的“穩定性”。在經歷了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帶來的物資短缺、能源危機和經濟動蕩之後，歐洲決策層希望減少對中俄等國的“戰略性依賴”，希望在技術研發、産品製造、物資供應和跨境貿易等經濟運作的各環節，避免出現資源能源或特定産品急劇短缺的情形，避免相關價格的劇烈波動，使經濟能經受住地緣政治震蕩的衝擊，保持平穩運作。在歐洲政治精英看來，增強“韌性”是“去風險”的核心目標。

為增強“韌性”，歐洲決策層在內部聚焦于那些大規模應用最新尖端技術的産業部門，如交通、能源、數字平臺、銀行證券、太空産業等部門，優化和強化對這些部門的歐洲一體化管理機制；在外部則追求“供應鏈的多樣性”，借助歐盟“全球門戶”架構和美國主導的“全球基建與投資夥伴關係”與“礦産安全夥伴關係”等小集團式多邊協作架構，對“全球南方”中的亞太、中東、非洲和拉美的“戰略支點”區域提供發展援助，以確保歐洲能持續獲取“戰略性”和“關鍵性”的資源與能源。

儘管內外政策不斷翻新，歐盟對“韌性”的焦慮仍沒有緩解。歐盟2023年6月出臺的《歐洲經濟安全戰略》25次提到“韌性”，而歐洲議會2024年5月出臺的經濟安全現狀評估報告，則32次提到“韌性”。

歐盟周邊的地緣戰略環境還在進一步趨於碎片化。面對冷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戰略困境，歐洲政治精英莫衷一是，進退失據。拜登政府趁機組建各類“技術聯盟”和“産業聯盟”，誘逼歐盟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意圖以“切香腸”式的小動作將歐盟納入美國主導的戰略同盟體系。不過，國際地緣經濟競爭越來越白熱化，美歐都希望由自己主導技術研發和産業升級的方向。美國借助《通脹削減法》等，推行以鄰為壑，也將損害歐洲的産業政策。美歐經濟競爭加劇，美國也已被歐盟視為“經濟風險”的重要來源。另一方面，美國的選戰正在展開，在美國政治權力交接尚不明朗的情況下，歐盟新一輪權力分配的格局很難確定下來，歐洲政治的演變仍將呈現波詭雲譎之勢。目前形勢下，歐盟地緣經濟焦慮只會不斷加重。（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