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舉行的烏克蘭和平峰會于6月16日結束，世界再次見證了“全球南方”的崛起進程：十余個主要的“全球南方”國家拒絕簽署會後聯合聲明，其中包括巴西、印度、南非、沙特、阿聯酋等金磚國家，以及印尼、泰國、墨西哥等有影響力的南方國家。土耳其和沙特等國表示，“只有俄羅斯的參與才能取得有意義的進展”，表達了與西方國家迥然不同的立場。這也顯示出一批非西方中等強國正展現強勁戰略推力，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也為國際秩序重建注入新動能。

全球政治經濟的“新勢力”

所謂非西方中等強國，是指“全球南方”國家中那些體量大、人口多、綜合國力較強，對所處地區地緣政治暨民族—宗教—文化格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例如，在不結盟運動120多個成員國中就包括了一批中等國家；2024年擴容後的“金磚”大家庭也大多為中等國家。這類國家粗略統計在20—30個，因其近年經濟發展較快，又被稱為“新興經濟體”。2023年，非盟獲准加入二十國集團（G20）；面對烏克蘭危機，在南非、埃及、尼日利亞等國推動下史無前例地提出和平解決的“非洲方案”；繼印尼和印度之後，巴西和南非在2024和2025年接踵擔任G20輪值主席國，該機制連續四年為“全球南方”國家接棒。非西方中等強國正在成為地緣政治和全球經濟“新勢力”，其對“全球南方”及整個國際格局釋放出強大的戰略支撐力。

引人關注的是，這批“全球南方”中的中等強國表現出保持平衡的特性，創造出“積極不結盟”外交。如印度、印尼、巴西、埃及、沙特、土耳其等一批中等強國秉持多重夥伴關係外交，它們一方面避免在當前複雜的地緣戰略競爭中選邊站隊，各自展示出很強的包容性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意願與能力；另一方面大都希望建立一個不那麼受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它們往往既失望于西方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又不願喪失既得“秩序紅利”。這些國家被西方媒體稱為“全球搖擺國家”（Global　Swing　States）。2023年4月，《經濟學人》雜誌還將沒有在俄烏衝突中“選邊站隊”的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等25個南方國家稱為“交易型二十五國”。所謂“積極不結盟”指的就是上述這些國家出於自身利益，拒絕在大國博弈中選邊站隊，避免陷入大國競爭框架中，尤其是在俄美和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為此，美西方國家深感焦慮。

俄烏危機與加沙衝突，成為西方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政治與道義斷裂點，非西方中等強國讓世界聽到了“全球南方”的聲音。“全球南方”不再附和西方的敘事方式。巴西、土耳其等一批中等強國，一方面支援聯合國譴責俄羅斯的決議，另一方面卻拒絕參與對俄制裁，保持甚至擴大對俄貿易；身為北約國家的土耳其拒絕制裁俄羅斯，增加對俄出口，並積極充當俄烏調解人。面對加沙衝突，這些中等國家則共同發聲要求停火促和。巴西總統盧拉、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強烈譴責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行徑，土耳其斷絕了與以色列的經貿關係。《時代》雜誌撰文慨嘆美國正因在加沙違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而失去“全球南方”。

大國戰略博弈的新場域

美西方通過構建意識形態紐帶、推進供應鏈“近岸化”“友岸化”以及發起全球基礎設施倡議等措施，強化其在“全球南方”的影響力，試圖人為營造大國際博弈爭奪“全球南方”的場景，將非西方中等強國變成戰略爭奪的“新對象”與“新場域”。

似乎與人們的直覺相反，統計顯示美國仍是對“全球南方”影響力最大的國家。帕迪國際未來研究中心建立的1960—2022年國家實力指數表明，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是對七十七國集團擁有最大影響力的國家，影響力相對恒定，而在美洲的影響則仍獨佔鰲頭。近年來，美國在能源轉型、公共衛生、糧食安全、基礎設施等領域全面增進與“全球南方”的關係，通過“礦産安全夥伴關係”“公正能源轉型夥伴關係”“全球糧食安全路線圖”“大西洋合作夥伴關係”等新機制，增強自身對“全球南方”的影響力。美國尤其注重拉攏那些資源富集、地緣戰略角色重要、潛在市場廣大的“搖擺國家”，同時注重整合盟友力量，借助“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　（PGII）等平臺，對衝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力。當然，美國在實施上述策略時也面臨諸多局限，包括國內政治極化、政策持續性不足、可投入資源有限，以及與盟友之間的利益分歧等。

在大國博弈加劇背景下，美國和中國圍繞國家身份問題的博弈變得更為複雜，有關“全球南方”的敘事呈現更多的地緣政治色彩。儘管“全球南方”沒有明晰的邊界，但它可被視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集體身份認同。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暨“全球南方”的一員，但也具備“大國屬性”和“發展中國家屬性”。美西方試圖削弱中國“全球南方”的國家身份，並給中國貼上什麼“全球東方”的標簽，藉以離間中國與“全球南方”暨中等強國間關係，實現對華“競而勝之”的目標。我們需高度警惕避免落入美西方打造的“全球東方”敘事陷阱。

美西方在操控“全球南方”“全球東方”概念，分化中國與“全球南方”關係的同時，積極推動所謂的“全球南方領導權”的話題爭議，以達到分化“全球南方”圖謀。筆者認為，應努力以“全球發展治理利益攸關方”概念替代“全球南方領導權”敘事；針對“全球南方”國家對不同議題關切不同，強調南方國家尤其是中等強國在全球發展治理事務中的責任擔當，摒棄、淡化領導權問題，倡導並建構集體領導觀念，展現“全球南方”集體領導力。

強化協調，開創戰略新局

2023年以來中國外交的亮點之一，即是順應時代發展大潮，契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清晰亮明中國的“全球南方”身份，向世界表明中國對自身在“全球南方”中的角色期許。

毋庸諱言，當下的中國外交正面臨著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美西方不斷加大戰略遏華力度，美英澳欲擴大“奧庫斯”機制，美日韓三國軍事同盟建構成型，美菲重建軍事同盟攪擾南海局勢升溫……在經濟—科技層面，“小院高墻”和“脫鉤斷鏈”正與對華高科技封鎖疊加。

當此形勢之下，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支撐，非西方中等強國已經成為國際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理應成為中國新時期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成為中國外交主要發力方向之一。我們可強化與非西方中等強國的戰略協調與雙／多邊關係，以四兩撥千斤之效力，牽制、平衡、化解、對衝當前的戰略壓力，以期開創某種戰略新局。

在非西方中等強國中，許多國家分佈在中國周邊或次周邊，在中國周邊外交中處於重要地位。它們或為中國超大鄰國（如印度），或是中國重要經濟貿易夥伴（如東盟諸國、中東國家），或與中國存在尚未解決之領土爭端（如印度及涉南海國家）。事實上，這個戰略大方向原本就在我周邊外交大局之中，應深耕細作，下氣力維護穩定向好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自從特朗普政府2019年對價值約2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徵收25％的關稅，世界市場形成了“新三角貿易”，即將中國生産的産品貨物，經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國組裝包裝後銷往美國。中國對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已從2020年的900億美元／月躍升至如今的1500億美元／月。

國際媒體還注意到，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10年間，事實上出現了一條“伊斯坦布爾—雅加達軸線”的經濟體互聯互通線路。這裡（不包括中國）大約有35　億人口，分佈著一批中等強國暨新興經濟體（如印尼、沙特、印度、土耳其等國）。大量新的道路、鐵路、運河、電信和電力連結正在建設，新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不斷誕生。它們開始擺脫美元的資金束縛，相互間越來越多地使用本幣交易，或者選擇使用人民幣支付。2023年，中國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貸款中，人民幣貸款佔比持續提升。因此，面對逆經濟全球化浪潮，美國對華推動“脫鉤斷鏈”“小院高墻”政策，中國加強對非西方中等強國的雙／多邊經貿、投資規模，不僅可以對衝、破解美西方對我制裁打壓，還可以穩鏈—固鏈，拉緊我們與“全球南方”裏中等強國的戰略緊密度。　

筆者認為，唯有將發展置於“全球南方”議程中心位置，才能避免“全球南方”概念被西方國家政治化和工具化，偏離“全球南方”集聚的初心。抓住“全球南方”發展的“痛點”，切實打通合作“堵點”，增強成果落地的普惠性。當前，這些非西方中等強國高度關注全球經濟數字化、綠色化發展趨勢，希望能搭上人工智慧産業發展這趟車。中國與這些國家加強在此領域全方位合作正當其時。可倡導“全球南方”國家以綠色和數字—智慧為引領，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智慧製造、數字經濟，合作推進“全球南方”國家綠色發展。同時，在全球發展倡議引領下，加強氣變議題南南合作，還可以深挖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潛力，在氣候治理中不斷釋放全球性領導力，實現與“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上述非西方中等強國的雙／多邊關係提質增效。（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