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從古建中走來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徐鵬遠

發于2024.6.17總第1144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6月3日，週一。按照慣例，這是佛光寺閉館的日子。但還是有一些不知情的遊客會陸續到訪，望著緊鎖的山門徘徊許久，戀戀不捨地拍下幾張照片，悻悻而歸。他們有些從忻州市區趕來，也有些才在五台山遊覽過，又趕來這裡只為看一眼這座留存了千年的古剎。

謝絕遊客的佛光寺內清寂幽靜，即使微風擦過樹梢，也如蜻蜓點水，蕩不起什麼聲響。一隻金毛臥在陰涼處，慵懶地閉著眼睛，偶爾打量一下四週，便又安心地把頭埋進臂彎裏。兩條小徑在庭院正中垂直相交，其中一條向東延伸，順山勢抬升，跨過五十幾級臺階，通向掩映之中深藏的東大殿。

大殿前有幾個人，輕手輕腳地活動著，是整個寺裏唯一忙碌的身影。他們支起一台三腳架，對照一沓A4紙上的規劃，將不同角度的大殿擺放進取景框裏，然後指揮著一位身穿素色旗袍、手拈鐘形帽的女子站到合適的位置上。山西省古建築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副院長王小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週以後，佛光寺會有一場隆重的活動，這裡正在拍攝的短片屆時將播放。活動為紀念林徽因而舉行，當天是她120週年的誕辰。

87年前，正是這位知名的建築學家與營造學社的同仁們一起發現了這座埋沒于山坳間的荒寺，讓其聖光得以重新閃耀於世。而且那次調查的最後，懷揣一顆詩人之心的林徽因還提出了一個浪漫的建議，在大殿前的空地鋪上席子，眾人沐浴于黃昏的斜陽裏，一邊野餐，一邊俯瞰著蒼茫雄渾的三晉大地——在這裡，他們尋覓過許多珍貴的傳世古建，而更多驚艷的寶藏還在等待著他們的後人繼續發掘、修復並且代代傳承下去。

佛光重現

在林徽因等人踏入佛光寺之前，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被認為是沒有唐代木構建築留存的。

“中國全境內木質遺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日本建築史家關野貞做出過斬釘截鐵的斷言：要想研究唐代建築，只能去到奈良。而就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兩年後，林徽因與丈夫梁思成加入了營造學社，開始有計劃有系統地展開古建調查，抱有的信念之一便是“國內殿宇必有唐構”。從1932年到1937年，他們完成了多次考察，足跡遍及上百個縣。只可惜，所有努力仍舊只能將遺存古建的上限確認在宋遼時期。

1937年6月，梁、林與另外兩位學社成員第四次來到了山西。起初，他們本來計劃是去敦煌的，因為時局所限，未能成行。但這並不意味著轉向山西的決定是隨意的，相反地，他們的路線極為明確。在後來的記述裏，梁思成這樣寫道：“抵五台縣城後，不入臺懷，折而北行，徑趨南臺週邊。乘馱騾入山，峻路縈回，沿倚崖邊，崎嶇危隘，俯瞰田疇。”

文中提及的“臺懷”，即今天的五台山風景名勝區所在地。自東漢起，這裡就開始興建佛寺，至南北朝及有唐一代達到鼎盛，敦煌莫高窟的第61窟繪有一幅《五台山圖》，便描繪了彼時龕廟林立、僧侶若雲的盛景。這幅壁畫在1908年也被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拍攝成照片，收錄于其所編著的《敦煌石窟圖錄》中。一次偶然，梁思成看到了這本畫冊，並且被其中一座名為“大佛光寺”的廟宇吸引。此次山西之行，即是為了尋它而來。

在山西省古建築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副院長王小龍看來，《五台山圖》證明了佛光寺的重要性，卻不代表其在歷史中始終為世人矚目：“畢竟它離五台山核心區還是很遠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到清時，佛教勢力範圍局限在核心區域，佛光寺也就不再像唐代那麼興旺了。”實際上自宋金之後，這裡便日趨寂寥，而當梁思成與林徽因他們終於看到佛光寺的真容時，蕭條之相尤其令人感傷：“佛教跡象，如隨高僧圓寂。唐代一時之盛，已渺不可追，亦不禁黯然矣。”

不過福禍相倚，也因著香火的衰敗，這座古剎得以避開後世的裝點，保存下了原始的模樣。正如梁思成言：“臺懷是五台山的中心，附近寺剎林立，香火極盛。殿塔佛像都勤經修建。其中許多金碧輝煌，用來炫耀香客的寺院，都是近代的貴官富賈所佈施重修的。千餘年來所謂文殊菩薩道場的地方，竟然很少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臺外的情形，就與臺內很不相同了。因為地佔週邊，寺剎散遠，交通不便，所以祈福進香的人，足跡很少到臺外。因為香火冷落，寺僧貧苦，所以修裝困難，就比較有利於古建築之保存。”

“鬥拱雄大，廣檐翼出”，這是梁、林等人第一眼看到佛光寺東大殿的感受，樸拙莊重，恢宏磅薄，一派大唐氣韻。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裏，他們“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頂內，與蝙蝠臭蟲為伍，或爬到殿中構架上，俯仰細量”，對這座始建於北魏、毀於會昌法難、重建於唐大中十一年的廟宇進行了週密而詳盡的測繪、攝影與記錄，“探索惟恐不週到”。之所以這般盡心竭力，是因為他們“深怕機緣難得，重遊不是容易的”。事實的確如是，此後終生，他們都沒有再回來過。

梁、林等人告別佛光寺的時候，抗戰已經爆發，不到半年，山西各地便陸續淪陷。七年之後，梁思成動筆撰寫《記五台山佛光寺建築》調查報告，同時“對這唐代木建孤例的命運”在心底生出一絲“惴懼憂惶”。所幸的是，他最終看到了一個美好的結果：“佛光寺不惟仍舊存在，而且……中央文化部已撥款修繕這罕貴的文物建築，同時還做了一座精美的模型。” 1961年，國務院公佈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佛光寺赫然在列。

成為國保單位的佛光寺，在這幾十年中得到了精心養護。除了對局部位置進行過一些加固和整葺，也大力實施了諸如土崖加固、排水疏導等環境整治項目。因此雖然未曾經歷過大修，但這座矗立千年的木建至今依然基本健康。

“我們做得更多的是日常保養，儘量減少對它的干預，能不動儘量不動。”王小龍説，就古建而言，觀測和預防是最重要的，除了每年例行除草清壟和查補雨漏等必要措施，對建築的任何施工操作都必須謹慎。他指著東大殿東南角下的一根方形戧柱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前幾年通過測繪發現後檐轉角的鬥拱有下栽趨勢，但修繕並沒有立即進行，而是採取了一個相對保守的防護措施，避免趨勢加劇進而造成更大破壞。同時在戧柱對面的山體上，兩組鐳射定位裝置也全天候、全方位地對準鬥拱，實時監測著其下栽程度的發展。

類似科技手段的應用，在保護工作中比比皆是。借由X光、超聲波、雷達、熱成像、阻抗儀、三維掃描、小型綜合氣象站等設備和和技術，建築構件的病害、屋面的滲漏、結構位移變形甚至溫濕度等情況都接受著持續、精密的監控。仿佛為整個佛光寺量身定制了一套健康監測系統，任何微小的變化和潛在的威脅都能夠在第一時間得到提醒和掌握。

神宮搬遷

作為古建大省，山西從來不缺少像佛光寺這樣的古建發掘與保護故事，有些甚至還要更為傳奇，比如運城市芮城縣的永樂宮。

永樂宮本名“大純陽萬壽宮”，是道教全真派為紀念祖師呂洞賓而建。自定宗二年(1247年)動土，歷110餘年，到至正十八年(1358年)才全部竣工，幾乎與元代同始同終。如今的永樂宮雖然只保留下中軸一線，包括山門、無極門和三清殿、純陽殿、重陽殿五座建築，但依然是現存最大的道教宮觀。其中除去山門為明代所建，其餘皆遵照的是元代官制樣式，考古學家宿白在《永樂宮調查日記》中就曾指出：“古建築家多謂永樂宮元建甚合營造法式制度，而與山西其他元建風格不同，此應與建築工師之來源有關。少府監梓匠當以當時官式為準。”

而永樂宮最為聞名的，當數四座元代建築內的壁畫。尤其三清殿中描繪群仙朝謁元始天尊的《朝元圖》，遍佈其上的290位神仙面目姿態各異，無一雷同之感，堪稱群像繪畫的一個巔峰。其畫風繼承了唐、宋以來盛行的“吳帶當風”，以線為骨，筆觸飄逸，再用重彩勾填，顏色豐富而飽滿。

但如果仔細觀看，渾然一體的壁畫上可以隱約發現一些拼接痕跡，有的甚至微微起甲(即顏料層發生龜裂)，在原本一筆而就的線條上呈現出“中斷點”。這並非來自歲月的自然毀敗，更不是人為破壞的結果，反而源自於一次極具開創性的保護。

永樂宮最初修建的時候，並不在如今這個地方，而是位於距離此處20公里的永樂鎮，相傳呂洞賓就出生在那裏。原址的永樂宮背靠峨嵋嶺、坐擁黃河北岸，地理位置絕佳，但隨著1955年的一項工程決議，這方寶地進入了它的存在倒計時——三門峽水利樞紐竣工運作之日，它將消失于水下。為了避免永樂宮一起沉沒，一個大膽的決定隨即被提了出來：整體搬遷、易地復原。

這是前所未有的嘗試，也是獨立自主的探索。“最初我們也想過請捷克斯洛伐克的專家，但是他們的要求和費用比較高，對壁畫的揭取也沒有十足把握，所以周總理和陳毅元帥最後拍板，用我們自己的土辦法去做。”永樂宮壁畫保護研究院宣教部主任張青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直要到將近10年後，埃及的阿布辛貝神廟才因為修建阿斯旺水壩而再次實現了一次古建遷移，而且還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號召下，由數十個國家協力完成。

一切都在摸索中展開。最初幾年，美術專家先進行了對壁畫的原尺寸著色臨摹，建築學家則通過週密測量，繪製出詳盡的結構、平面圖，並對每一部分構件準確標注名稱和編號；與此同時，對於新址的選擇，也從各個層面給予了充分的勘察、比較和論證。1959年6月，經過多次實驗，壁畫揭取正式開始，先對脫落、酥松及裂縫部分進行加固，清洗壁畫表面並刷以特製膠礬水保護，然後拆除宮殿屋頂，用自製的手搖鋸將附有壁畫的墻壁逐塊鋸下，再以同樣的方法，把壁畫泥層分離出來。就這樣，總面積960平方米的壁畫被分成了341塊，按照揭取的次序編號裝入墊有棉花和拷貝紙的木箱，四週裝訂木板，背面壓牢木框。1960年9月，三門峽大壩開始蓄水之前，所有建築及壁畫都已得到轉移。又過了6年時間，在芮城縣以北3公里的平地上，永樂宮以它原模原樣的風貌重新亮相於世人面前。

這就是如今那些拼接痕跡的由來。儘管因搬遷進行的切割，不得已地給壁畫造成了一定傷害，但在可控的範圍內，這種傷害被降到了最低程度。據張青介紹，當初的切割採取的是不均分法，所有割縫都避開了人物臉部等精細部位，以便於復原後的墨線修補。同時“復建後的墻體厚度被減薄了，內壁加了木龍骨架，起到加強支撐的作用。壁畫固定在龍骨之上，側面留有通風口，也可以保持通風，避免壁畫受潮”。

“永樂宮搬遷在文物保護史上不僅開了一個先河，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包括之後的一些墓葬壁畫、修建三峽大壩的文物遷移，很多的方法就是依據當年總結下來的經驗去完成的。” 張青説，除了2014年做了一次瓦面層的更換，搬遷後的永樂宮沒有再進行過任何一次大的修繕，“當時的專家們做好了所有的方案，雖然工期緊張，但是非常細緻和慎重，整個搬遷實際上是非常成功的。60年過去，現在的建築本體狀態很穩定，經過我們的監測，壁畫的狀態也依然穩定。”

不斷拓展的認知邊界

與保護並行，對於古建的研究也在不斷精進。

2018年，永樂宮文物保管所升級為永樂宮壁畫保護研究院，工作重心更專注于文物維護與研究上面，啟動了壁畫病害治理、石質文物病害分析及修復保護、數字保護工程等一系列項目。其中，還包括對擱置已久的檔案與構件進行全面梳理。

當初，永樂宮在搬遷時留下了大量材料、館藏文物以及400余件被複製品替換下來的附屬建築原件。礙于精力所限，它們一直深鎖于庫房中，未能得到應有的關注，直到近幾年來才開始被著手整理。一部分琉璃件、泥塑等已經或者正在修復，兩萬多份搬遷檔案也陸續進行了數字化掃描，並借此逐步展開相關的課題研究。在這過程中，還有近百件與永樂宮宗教活動有關的古籍文書被發現，其中五件元朝時期道教度戒牒文書和一卷宋金印刷版的《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彌足珍貴，對研究彼時全真教發展和永樂宮重建歷史具有重要價值。

佛光寺的情況與之相似。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於這座晚唐古剎的研究一直使用著梁、林當年的數據。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測繪工作重新進行，特別是2005年，山西省文物局與清華建築與文化遺産保護研究所合作，使用三維掃描和全站儀，將原本釐米級的數據精度提升到了毫米級，進而也對諸如大殿用料等級、建築比例關係等問題有了更為明確的判定。

2019年，山西省古建築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學又聯合實施了一次全面的數字化調查，通過大量影像和數據演算法處理，構建出了細節清晰的三維色彩模型，成為佛光寺的一份可永久保存及可持續全面呈現的翔實檔案。在採集過程中，東大殿南次間彌勒像木構像座內部的橫枋上首次發現了一處墨書題記，字樣為“唐大中時期雁門工匠張師改”。

此外，借助碳14技術，梁思成最初做出的一些判斷還獲得了進一步的驗證。“比如東大殿天棚下的一幅拱眼壁畫，白色顏料在氧化後變成黑色，梁先生認為其與敦煌壁畫的樣式、狀態相像，認為其為唐代所作。通過碳14分析，我們發現拱眼壁泥層裏的草秸確實是唐代的，作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所顯示的時間，準確度是非常高的。”山西省古建築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副院長王小龍説。

同時，另一些判斷也在接受著校正。王小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東大殿外槽南盡間的法師像，曾經被梁思成認為是主持興建佛光寺的願誠和尚，但經過碳14檢驗，塑像泥胎裏的草秸實則為明代之物。“根據碑刻文獻記載，明代有一位本隨和尚募化佈施，對衰敗的東大殿和文殊殿進行了修葺，並新添了296尊羅漢塑像。所以這尊法師像應該是為紀念本隨而塑。”

不止於此。就在永樂宮與佛光寺各自不遠的地方，還分別有一處興建更早的道教宮觀與一座年代更久的唐構木建，它們在前者斐然於世之際尚不為人所知，卻在重新亮相以後同樣更新和拓展著人們對於古代建築遺存的認知邊界。

當永樂宮已經開始準備搬遷的時候，其新址西北方向不到兩公里的廣仁王廟才被注意到。這是始建於唐大和五年(831年)的一座道觀，但因為對碑文年號的誤讀，一時被當成了金代建築，以至於在1958年的大修中，腐朽的檐椽外端被直接鋸掉，墻體形式也被改變，中唐風韻所剩無幾。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之前，廣仁王廟長期只是縣級和省級文物，甚至直到1983年，正殿都一直被用作村小教室。

距離佛光寺50公里的南禪寺，其命運倒不似廣仁王廟這般多舛。儘管梁、林等人未能在他們的山西之行中遇見這座先於佛光寺東大殿75年落成的唐構佛殿，但它依然在1961年時被列入了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禪寺並未遭受過更大的破壞。只是半個世紀前的一次修繕，卻在如今成了一道提供給文物保護的反思題目。

南禪寺的歷史中經歷過多次維修，至近代已呈現出特徵明顯的明清風格。1974年，大殿接受了一次全面整修，以“恢復原狀”為原則，將門窗、出檐改回唐制，殿頂的鴟吻、懸魚、博風板參考佛光寺、敦煌、渤海國及宋代《營造法式》重做，脊槫與平梁之間宋代添配的駝峰、瓜柱、櫨鬥以及前檐槫枋和拱眼壁上的清代彩畫被去掉。同時，清代的兩座配殿也被拆除，原有臺明、月臺、散水舊基則得到復原。

修繕過的南禪寺唐風十足，歷代補葺的資訊消失不見。但站在今天回望，這種舉措某種意義上有些類似于忒修斯之船的經典問題：如果一艘船上的木板全部被替換，這艘船還是原來的那艘嗎？事實上，當初修繕的主持者、古建築專家祁英濤後來也説過：“雖然我們也費了許多時間，但結果是不理想的。這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而採取的辦法。”

在王小龍看來，當時的選擇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卻是那個時代古建築保護專家學者們經過大量研究和討論做出的決定。“文物保護修復理念在不斷發展，不能因為理念變了就否認前人的工作。”

艱難與出路

有關古建的保護與傳承，永遠都是一道不斷待解的題目，沒有標準的答案，也沒有一勞永逸的定理。何況就山西而言，仍有許許多多的題目剛剛或者尚未寫下那個起始的“解”字。

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山西省境內現有53875處不可移動文物，28027處是古建築，其中元代以前的木結構遺存就有495座，約佔全國的85%。所謂“地上文物看山西”絕不是一句虛言。如此龐大的古建規模，同時意味著巨大的壓力。每年，山西省投入在文保上的資金有近2億元，但依然面臨財力、人力緊張的局面，即使是一些省保、國保單位有時也會顯得力不從心。

臨汾市襄汾縣的西南部汾城，有一座古鎮，始建於唐貞觀七年，保存有金大定二十三年到清末的建築遺構12處40余座，于2006年被作為一個整體劃入國保單位。但不同於省內以平遙為代表的一眾古城，已作為一張文化名片迎候著四面八方的如織遊人，汾城古鎮至今仍處於未開發狀態，不但有不少明清民居閒置甚至荒廢，就連年代最為久遠、價值最高的文廟也還沒有修整完全，依然可以看到其曾經作為學校的使用痕跡。

襄汾縣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殷茂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目前汾城古鎮日常的維護只有兩位正式工作人員，另有四名退伍軍人負責全天24小時的巡檢。“基層就是這麼個情況，缺人、缺錢、缺設備。”所幸，得益於國家文物局2008年啟動的“南部工程”，古城內主要建築進行了一遍全面維護，得以保持在一個健康程度，2021年還進行了西城門的修復，同時也對西城門至北城墻外的環境做了治理。

這兩年，隨著網路傳播，汾城古鎮正在更多地為外界知曉。許多人被其樸素、原生的樣子吸引，紛紛想要來此體驗“時間靜止”的感覺。不過，這份熱情卻讓殷茂光頗為煩惱：“宣傳古鎮確實很好。但是我們現在不是一個景區，大家把它當成景區，結果來了以後進不去建築裏面。可如果我們把門打開，又缺乏基本的接待條件，反而讓大家覺得太差。”他説，縣裏現在也很重視古鎮的開發，已在與中鐵十九局洽談，如果合作達成，這座古老的城池終有一天會張開迎接遠方的懷抱。

儘管有著各種實際的窘況，像汾城古鎮一樣的古建遺存終歸在文保體制中佔據著一個可觀的位置。相較之下，低級別古建的處境還要艱難得多。2022年，山西省文物局組織了一次專項調查，統計出省內低級別不可移動文物一共存在50693處，數量龐大、類型多樣、分佈零散，約80%存在不同程度的險情；倘若對這些險情實施重點搶救和恢復，總計需要投入約80億元資金，實施全面修繕和保護則要增加到200多億。

過往，央視等媒體都曾報道過一些低級別古建疏于看管和養護，甚至頻頻失竊的情況；一些古建愛好者也經常利用自己的社交平臺，發出呼籲之聲。2021年，一場罕見的強降水，更導致了大量古建不同程度受損，引發一時關注。

其實早在2017年，山西省便推出了“文明守望工程”，在不改變文物所有權的前提下，鼓勵和引導社會組織、企業或個人參與到文物保護中來。在那之後，一些低級別古建經由“認養”方式得到了修繕和保護，襄汾縣南賈鎮的倉頭伯王廟便是其中之一。

由於年久失修，這座元代的鄉間小廟幾年前出現了西山墻開裂、後墻坍塌的情況。2019年，當地一家名為“唐人居”的古典傢具公司與鎮政府簽訂了認養協議，花費九個月時間完成了修復，而且此後的日常維護也由其負責。“一是防火，殿內現在都安裝了監控，也配備了滅火器，如果有火情可以第一時間應對。二是村裏每天都會有人巡視，我們每星期也要過去兩次。另外，我們有自己的建築隊，保護性的小修小補，自己就能幹。”總經理畢紅衛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除了“文明守望工程”，山西省文物局還在2022年年底聯合省財政廳，鼓勵市、縣利用政府一般債券對低級別不可移動文物實施全面保護。據悉，該政策的基本設想是用10年左右時間，全面改善低級別文物保存狀況，險情排除率達到百分之百，用5年左右時間，建成市、縣保文物安全監管平臺，並與國保、省保單位安全監管平臺形成聯網。同時，伴隨國家文物局等部門發起“中國文物主題遊徑建設工作”，分佈分散的山西古建資源也正在得到相應的整合與開發。

針對基層文物專業人員短缺的問題，山西在2022年還出臺了《文物全科人才免費定向培養實施辦法》，計劃到2025年為縣以走訪基層文博單位培養600名文物全科人才。山西省古建築與彩塑壁畫保護研究院古建築研究所所長段恩澤介紹説，目前該計劃已招收兩屆學生，將近220人。

古建的保護與傳承任重道遠，它需要更多思路，也需要更多力量。在襄汾縣中興村，便有著一群特殊的文保人：他們全是滿頭銀發的老者，自發組建起了一個“襄陵民間文化遺産拯救協會”，致力於為當地古建和文化遺産奔走呼號。其中一位退休教師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於情懷：“人總得活一輩子，總要做點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人民的事。”在她的不遠處，立有一塊功德碑，銘刻了一位因操勞于村中城隍廟修繕而不幸辭世的協會成員，那是她相伴一生的老伴。

《中國新聞週刊》2024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