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希拉裏的“郵件門”到近兩年圍繞特朗普與拜登展開的“文件門”，“司法武器化”已經成為美國總統大選週期一個繞不開的熱詞。其實，這種現象在美國並非這些年才出現。

早在1924年3月，美國蒙大拿州聯邦參議員、民主黨人伯頓·K·惠勒就曾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時任司法部長的共和黨人哈裏·M·多爾蒂濫用職權等腐敗行為。調查中，有多重證據表明多爾蒂“可能是美國司法部有史以來最肆無忌憚的人”，如他曾接受“走私大王”喬治·雷穆斯25萬美元保護費等。調查還發現，多爾蒂將其所在部門的調查局（現聯邦調查局的前身）“武器化”，以保護他的朋友、迫害他的敵人並清算政治恩怨。對多爾蒂的調查也讓惠勒成為眾矢之的，因為調查局特工同期也在蒙大拿州挖掘惠勒的“黑料”。就在多爾蒂因越來越多的瀆職證據被迫辭職僅11天后，聯邦檢察官便捏造罪名起訴惠勒，被當時的媒體揭批為“純粹的報復性陷害”……這就是百年前美國“司法武器化”的一個縮影。

這種似曾相識的場景在如今的美國政壇愈演愈烈，尤其是近兩屆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在更多嘗試利用法律手段獲得政治優勢。這在多個領域都有體現：

一是法院淪為黨派的“傀儡”。在近年的一些重大案件中，美國的法院越來越被視為政治鬥爭的戰場，各方通過提起訴訟或操縱司法程式實現本黨派的政治目的；甚至法官的任命和提名也成為政治爭議的焦點，不同政治勢力試圖在法院中佔據主導地位，以推動自己的政治議程。

以2022年最具爭議的“羅訴韋德案”遭推翻為例：1973年1月，美最高法院大法官宣佈憲法保障墮胎權利；該裁決在2022年6月24日被保守派法官佔多數的現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事實上，雖時隔近半個世紀，但作為裁決依據的美國憲法條文從未更改，變化的是法官們對憲法的解釋，而這又涉及到他們個人的政治傾向和最高法院的勢力對比。再往前追溯，這與特朗普在其總統任內提名了3位保守派大法官直接相關。“羅訴韋德案”的“反轉”是美國黨派之爭的結果，它把最高法院從本應最受信任、最應講求政治平衡的機構演變為日漸被操控在某個政黨手中的“傀儡”。

二是司法部充當政治調查的“打手”。比如圍繞特拜二人“互掐式”的“文件門”調查。2022年11月，美國司法部長加蘭任命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領導聯邦調查局啟動對特朗普是否不當處理政府機密文件的刑事調查。2023年1月，加蘭又宣佈任命羅伯特·胡爾為調查拜登“涉密文件事務”的特別檢察官。不論調查結果如何，這兩起時間如此接近、類型高度相似的“文件門”調查，都令美國司法部成為兩黨相互攻擊對方藉以將司法調查政治化的“打手”。美法學專家抨擊稱，這些調查導致美國司法部門的權力擴張和司法資源的不合理分配。

三是檢察官甘當政客的“馬前卒”。有美國法律專家稱，在歷史上兩極分化不嚴重的時期，美國各州檢察長更多是以“非政治人士”身份履行職責，並經常“跨黨派合作以解決公眾關心的問題”。然而，近幾年，州檢察長，尤其是共和黨籍的“紅州”總檢察長對郵寄選票、選區劃分、投票權的種族平等保護等總統選舉規則事務的參與度大幅提升，已經成為美國司法官員更趨政治化的顯著表像。美國威斯康星州馬凱特大學的政治學家保羅·諾萊特認為，“兩黨總檢察長都在更多利用各自的黨派組織，以協調努力、實現政治目標”。

四是法律和司法領域成為黨爭的“戰場”。當前，美國政治辯論和社會爭議越來越多地轉移到法律和司法領域，而不是在立法機構和公共場合進行。各方試圖通過訴訟和司法程式來解決政治爭議，而非通過民主程式和政治協商達成共識。這可能導致美國司法系統過度政治化，同時削弱立法機構和其他政府機構的功能。如近年圍繞邊境移民政策的法律訴訟，便成為兩黨政治鬥爭的一個主要戰場。

綜上，“司法武器化”的種種表現只是當前美式民主亂象的冰山一角，它和近年美國國會、政府越來越頻發的功能性失調相互作用，正在美國民眾心中植入“其民主制度和體系已經被操縱”的認知，並衝擊到美國一直標榜的“三權分立、民主運作”的國際形象。（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