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俄羅斯總統普京自俄烏衝突爆發後首次訪問印度，以及印度近期與中國等多國改善關係，新德里在面對華盛頓的外交壓力下，推進“多向平衡”外交受到外界關注。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錢峰：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黃雲松：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南亞研究所副所長
林民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副院長
印俄互動中的“大國平衡”之術
錢峰
12月4日至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對印度展開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的首次國事訪問。此訪不僅標誌著自俄烏衝突以來俄印高層互動的延續深化，更凸顯了印度在大國博弈中的戰略定位與外交實踐。從歷史淵源到當前時局，印俄外交的每一次互動都與印度“大國平衡”政策的核心邏輯緊密相連。
在兩國的官方語境中，印俄關係長期被定為“特殊且具特權的戰略夥伴關係”，其特殊性可追溯至冷戰時期。作為前蘇聯的重要盟友，印度在獨立後的外交佈局中始終視俄羅斯為關鍵戰略夥伴。這種關係在能源、國防、科技等領域形成了深厚的傳統紐帶。印度明星出口軍備——“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導彈就是兩國軍技合作的“混血兒”，其名源自印度的布拉馬普特拉河與俄羅斯的莫斯科河。
普京訪印是這一傳統關係在新時期的延續。在今年上合組織天津峰會期間，兩國領導人的會晤已為此訪埋下伏筆，高層互信也為兩國進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政治保障。較之普京上次訪印，此次議程的廣度與深度已超越單純的戰略安全範疇。據印度媒體報道，此訪將在深化兩國傳統政治、安全合作的同時，重點聚焦兩國貿易、能源、金融、醫療、高科技、勞動力流動等多個領域。其中，印俄能源領域的互動尤為突出。自俄烏衝突以來，印度已成為俄羅斯石油第二大買家，日均進口量達160萬桶。在石油推動下，2024年兩國雙邊貿易增長了15%，創下俄印建交以來的歷史新高。印度通過大量採購俄“打折”石油，既緩解了能源成本壓力，滿足了自身能源安全需求，又為俄羅斯提供了繞過西方制裁的市場。
在印度看來，“大國平衡”政策並非簡單的等距離外交，而是以國家利益為核心，在主要大國之間構建一種動態、靈活且務實的互動模式，力爭在維護主權與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最大化獲取收益。而印俄“互利雙贏”的合作模式，正是印度“大國平衡”政策的典型體現，即在西方對俄制裁的壓力下，與俄羅斯維持最大限度的緊密聯繫，同時又堅持中立政策，避免捲入俄烏衝突的泥潭。過去數年間，從經濟合作到地緣協調，印度通過“大國平衡”在資源獲取、話語權提升和風險對衝中，較好實現了其現實利益的最大化，也展現了外交“戰略自主”和“多向平衡”的一面。
當然，印度能實現“多向平衡”，關鍵在於其“大國外交”的戰略模糊性與利益互補性。一方面，印度在美俄間保持總體戰略平衡，既未完全倒向美西方，也未與俄羅斯深度綁定。另一方面，美國拜登政府執政時期雖有抱怨和不滿，但為實現所謂“拉印製華”的地緣戰略目標而容忍了印度的“不合作”。
然而，今年5月以來，這種多年來對印有利的戰略態勢開始被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所打破。由於當前華盛頓更關注市場單邊開放、貿易逆差等具體利益，加之急於實現俄烏停火，致使美印矛盾凸顯。普京此次訪印時機，恰與當前印美關係走低的進程高度重合。在此背景下，印度確實有意借普京訪印的契機，通過深化與俄羅斯的合作來平衡美國的壓力，以對衝當前印美關係波動對自身現實利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普京此次訪印的具體效果，或為印度外交政策的走向提供一個重要的注腳。但印美關係的波折起伏從一個角度證明，在當今世情巨變的國際格局下，印度這種以務實主義為核心的“大國平衡”外交僅僅是“術”而已，若遇大國政府更疊、政策重心調整、大國間敵對情緒加劇，便會暴露出“硬實力不夠、軟實力不足”的弊端。最終，提升實力、做強自己才是真正的“鑰匙”。
面對變亂交織形勢，中印應抓住合作機遇
黃雲松
近期，印度在外交領域多方向發力。印度新德里電視臺透露，為推動印中關係正常化，印度政府已全面恢復向中國公民發放旅遊簽證。今年7月，印度時隔5年恢復對中國公民的旅遊簽證辦理，但當時僅開放印度駐華大使館以及駐上海、廣州和香港領事館的辦理渠道。印度媒體稱，此次將簽證辦理範圍擴大至全球，彰顯出新德里對當前印中雙邊關係發展態勢的信心不斷增強。
除此之外，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約翰內斯堡峰會期間，印度總理莫迪和加拿大總理卡尼舉行了雙邊會談。印度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稱，兩國已同意重啟此前因外交爭端陷入停滯的新貿易協定談判。這也代表著印度與加拿大的外交關係得到實質性改善。
12月初，新德里又迎來俄羅斯總統普京時隔多年之後的首次訪印，這向世界發出了一個清晰的信號：極限施壓終究無法撼動主權國家對核心利益的堅決捍衛。此次新德里以“特殊優先戰略夥伴關係”的高規格接待普京，並將推動包括蘇-57第五代戰機聯合生産與技術轉移、勞動力流動協議等合作，以及在2024年雙邊貿易額達到687億美元後實現進一步增長。這一系列舉措表明，新德里深刻認識到，真正的“戰略自主”是敢於在風暴眼中維護本國發展權的定力。印度拒絕切斷與俄羅斯的能源貿易，實際上是拒絕了西方為其預設的貧困與依附陷阱。
長期以來，西方一些勢力極力拉攏印度，試圖將其打造為遏制中國的“橋頭堡”。然而，殘酷的現實讓印度認識到，自己的利益只會被擺在西方的餐桌上。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印度強化“多向平衡”外交，客觀上為中印關係的持續改善帶來契機。一個保持戰略自主、不完全依附於西方的印度，符合地區和平穩定的長遠利益。正如戴秉國先生曾深刻指出的：“中印都處於實現民族振興的關鍵階段，發展是中印的最大公約數。”
如果一味拿放大鏡盯著中印相互交往中的矛盾分歧不放，只會積累更多“信任赤字”，最終損害的是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面對西方保護主義的抬頭和全球供應鏈遭到破壞，中印作為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在維護能源安全、推動全球南方發展等議題上，擁有著廣泛而深厚的共同利益。普京訪印期間，印俄重點探討的本幣結算與支付機制創新，與中國在金磚國家及上合組織框架下的主張不謀而合。這充分説明，在多極化的世界秩序中，中印俄三方完全存在深度協調與合作的巨大空間。
我們期待，新德里在這一輪外交政策調整中汲取更多的戰略智慧，並將這種“戰略自主”同樣延伸至對華政策中。印度應當意識到，改善對華關係可以夯實自身的發展基礎。積極通過雙邊各層次、各領域的戰略溝通與協調，在分歧問題上尋求降溫，在多邊機制中尋求共贏，這才是大國在外交中應有的氣度與智慧。
希望印度對華關係改善的勢頭能夠延續下去。發展好這兩個偉大的國家，讓這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不僅是中印兩國的歷史責任，也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當然，我們也清醒地看到，印度國內的一些政治勢力仍習慣於通過炒作“中國威脅”來謀取政治資本。就連這次印度與俄羅斯的軍事防務合作也被渲染為“針對中國的軍事考量”。但冷戰思維的藩籬終將被發展的洪流衝垮。只要印度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底色，中印之間就完全有能力通過對話管控分歧，通過合作實現共贏。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下，中印應當抓住機遇、超越分歧，以成熟理性的姿態，共同為亞洲世紀的到來鋪平道路。這既是對本國人民負責，也是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
當“平衡外交”撞上“美國優先”
林民旺
自本屆美國政府就任以來，印度對美政策的發展呈現出一個清晰但卻令人頗為意外的軌跡——從充滿期待到逐漸失望，以至於發展到如今的對美怨恨。而新德里一直以來引以為傲的“平衡外交”，似乎在華盛頓堅持“美國優先”的原則下也逐漸失效。
2024年底，當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後，印度政府和社會都彌散著一股樂觀情緒。莫迪政府認為，儘管美國國內政治撕裂和政治極化加劇，但是基於美國需要遏制中國的戰略共識，美國兩黨都需要印度作為“印太戰略”的重要支點，因此美國在發展對印關係上存在著穩定的戰略共識。美國新政府就任後，莫迪“捷足先登”主動訪問華盛頓，試圖在特朗普上臺之初就將雙邊關係重新鎖定在合作軌道上。為了實現“開門紅”，印度做出多項重大讓步，主動降低關稅，並給印美經貿協定設立明確期限和目標，意在努力創造一個“良好開局”。只是，這樣的“開局”僅僅是單方面的美好願望。
在“5·7”印巴空戰失利後，美國對印度的打壓接踵而至。特別是，以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為由，華盛頓對印加徵關稅至50%，並對印度資訊技術産品、醫藥、供應鏈領域實施額外限制。曾經給予印度在很多議題上的“豁免”，也陸續被取消了，印度不再是美國戰略上的“香餑餑”。一時間，這讓印度政府和戰略界人士頗為震驚。從最初的震驚，又逐漸轉為一種深層次的失望：顯然，華盛頓不但沒有因為印度的“戰略價值”而採取包容政策，反而將其視為可以持續施壓敲打的對象。
面對施壓，印度政府仍選擇在對美政策上保持“克制”。印度沒有公開宣佈做出任何反制措施，沒有發動輿論上的“反美”。新德里仍然希望美國能夠“回心轉意”，或者如印度戰略界提出“戰略耐心”的説法，意即美國實現政權輪替，建制派們能恢復對印度戰略價值的認可並調整美國的對印政策。
只是，印度的這種“樂觀”是建立在一個已經變化的認知前提上。美國對印度的戰略邏輯已發生結構性變化，而新德里卻仍在依據舊邏輯行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裏，其對印政策的邏輯是幫助印度崛起以牽制中國，印度被視為“關鍵戰略資産”，因此願意扶持印度的區域與全球“擴張”，以期印度能在更大範圍內制衡牽制中國。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邏輯則變為，印度必須幫助美國復興，華盛頓的戰略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實現從“扶持印度”轉向“對印索取”的戰略轉變。
顯然，“特朗普2.0”時期美國對印度態度的變化不僅是戰術性的，也不是某一個人決定的，而是有著更深刻的戰略性變化。華盛頓對美國繼續作為超級大國已經嚴重“不自信”，對美國維持單極世界秩序更不自信。正如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所説，“世界上只有一個單極大國是不正常的。 ……這是一種反常現象。 它是冷戰結束的産物，但最終你會回到一個多極世界”。正因為如此，美國對任何“大國崛起”都是提防的。在與中國通過戰略競爭和博弈實現一定程度的穩定後，另一個體系內的大國印度，因其人口規模、經濟潛力和科技發展空間，必然要成為美國擔心的來源。
可以説，新德里誤判了美國的戰略變化，低估了美國內部的危機感與不安全感，高估了自身的戰略“不可替代性”，一些人仍然固守著“印度是美國用於平衡中國的重要棋子”的認知，導致印度難以理解美國的變化。
從歷史來看，印度善於搞戰略平衡。正如冷戰初期，印度總理尼赫魯力推“不結盟”外交，就曾引起當時美國的不滿。因此，在艾森豪威爾當總統期間，印度的“不結盟”難以奏效。同樣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時期奏效的印度“平衡外交”，正面臨“特朗普2.0”戰略邏輯的嚴峻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