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臺錯誤言論的事態還在持續發酵。日本媒體的一個最新操作，暴露了日方試圖玩弄文字遊戲矇混過關的小動作。12月3日的日本參議院會議上，高市早苗在回答公明黨議員有關中日關係和台灣問題的質詢時稱：“日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如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所述，這一立場沒有變化”。但日本媒體在隨後的報道中，卻把提問者提及的《中日聯合聲明》中的原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對此表示理解和尊重”放進了高市的表態中，這就對外界形成了一種誤導，似乎高市朝著中方的要求邁出了一步。

但事實是，高市還是不思悔改，不僅沒有撤回此前的錯誤言論，甚至不願誠實、準確、完整地講清楚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到底是什麼。日方如果執意採取這種遮遮掩掩、敷衍搪塞的態度，不僅無助於緩和事態，還會讓問題更加嚴重。中方對此不會縱容姑息，必將採取進一步措施維護中國主權立場，日方也將承擔由此産生的後果。

事發以來，面對中方空前嚴厲的外交反應和反制舉措，日本國內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政界意見出現了分化，大致存在三種聲音。一是“力挺派”。這股勢力以右翼保守派為主，認為高市“沒有説錯”，也是高市的政治基本盤。3日，高市最大的政治靠山、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在東京公開發表附和言論，宣稱高市圍繞“台灣有事”的國會答辯沒有問題，成為高市不肯認錯甚至有恃無恐的主要後臺。二是“質疑派”。以前首相石破茂、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等“中道保守派”為代表，他們批評高市“輕率而魯莽”地突破日本政府一貫的“模糊”立場，導致中日關係受到衝擊，日本利益受到損害。這股聲音在本質上並沒有認為高市説錯，只是説了“首相不該説的話”。三是“反對派”。以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以及日本共産黨、令和新選組、社民黨等左翼政黨為主，他們代表了日本政界堅持護憲立場的和平反戰力量。他們全面認同中方立場，要求高市撤回言論。但這股力量在日本政壇相對邊緣化。

從上述分歧不難看出，日本政界主流，尤其是當權派對高市涉臺言論的嚴重錯誤性還缺乏全面深刻反思。右翼保守勢力依然頑固奉行“以臺制華”的反華遏華政策路線。保守政黨中的穩健理性力量的爭議焦點多集中在“首相身份是否合適”“時機是否恰當”“表述是否得當”等表面問題上，而不是真正反思日本應當奉行怎樣的涉臺政策，“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到底有何謬誤。日本執政當局始終不願從國際法理和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高度，正視高市言論的嚴重錯誤性，而是採取避重就輕的態度，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矇混過關。過去日方在台灣問題上長期奉行“模糊戰略”，既想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發展，又不願承擔破壞中日關係的嚴重後果，試圖用模棱兩可的表述模糊自身立場，在敏感問題上“踩線不越界”。但如今時過境遷，鋻於高市言論的惡劣性質和嚴重後果，日方幻想回到之前的“模糊”戰略已經行不通了。

台灣問題是事關中日關係基礎的根本性問題，既非可以隨意操弄的政治籌碼，更不容任何立場模糊的空間。其涉及明確的國際法準則和不容動搖的歷史定論，日方的任何模糊化、碎片化表述，都無法掩蓋其試圖虛化一個中國原則的真實用心。日本領導人唯有嚴格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以及有關國際法律文件，誠實、準確、完整地闡明立場，才能避免中日關係陷入更大危機。

一是要誠實。日方必須改變遮遮掩掩、敷衍搪塞的態度，不回避《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確認台灣歸還中國的國際法律文件，也不回避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中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正視自身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義務，而非用“立場未變”等模糊表態矇混過關。

二是要準確。日方應明確重申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的核心內容，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這裡面三個要素缺一不可，不容預設。

三是要完整。日方應全面公開闡釋其涉臺“一貫立場”的具體內容，不能只提概念回避實質，要完整涵蓋對日方應承擔的國際法義務、中日間政治文件承諾等所有關鍵內容，向國際社會清晰傳遞其在台灣問題上的完整立場，而非斷章取義或選擇性表述。

日方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台灣問題這一中方核心紅線上，沒有任何“灰色地帶”或者模糊空間，容不得半點文字障眼法。中方的底線不容試探，忍耐更不是無限的。高市早苗撤回錯誤言論只是最低要求，日本政府及其領導人還必須誠實、準確、完整地闡明涉臺問題相關立場，這是日方要做的一道必答題。（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