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在倫敦金融城發表演講時表示，美國、歐盟、中國是當今世界三大力量，英國缺乏對華接觸的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英國需要加強對華交往、與中國開展貿易與合作。同時，他聲稱中國對英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英方將繼續採取措施加以應對。

斯塔默“經貿上靠中國，安全上防中國”的割裂論調，體現了英國外交的善變與逐利，更體現了其對華政策基調的兩面性色彩。

善變性和逐利性一直是英國外交的鮮明特點。自17世紀歐洲國際關係格局初步形成以來，英國的外交手段使其在與其他歐洲列強的博弈過程中，可以及時調整其利益導向和結盟對象，為其成功扮演“離岸平衡手”、維持“日不落帝國”的地位發揮重要作用。自二戰結束以來，英國的綜合國力大不如前，其“靈活”的外交手段，也就成為其在冷戰背景下為本國爭取利益最大化與國際影響力、以中等體量扮演“全球戰略平衡手”的重要方式。在12月1日的演講中，斯塔默提到中英關係從卡梅倫時期“黃金時代”到特拉斯時期“冰河世紀”的劇烈變化，表示英國未來對華政策將不會遵循上述路線，而是尋求新的方案——這反映的是英國對外政策一貫的善變特點。斯塔默提到需要出於經濟目的加強與中國的接觸，則是逐利性的鮮明體現。

然而，英國外交的善變和逐利背後，仍然有著難以改變的根本性邏輯，即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以及與美國在地緣政治戰略上的嚴重捆綁。這一邏輯也在斯塔默既説中國壞話、又試圖爭取商業利益的兩面性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作為西方制度與思想理念的發源地之一，英國對於所謂民主的執念和鼓吹，以及對意識形態競爭與對抗的強調，仍深深嵌入其對外交往邏輯之中。而從英美特殊關係的角度看，英國自1941年《大西洋憲章》簽署以來就把支援美國的領導地位作為維護該國戰略利益的重要支柱，其二戰結束後的國際戰略佈局也貫徹了這一決定。因此，英國外交的基本戰略底色是保守黨和工黨都無法動搖的“政治正確”，亦是英國議會內、戰略界批評與審視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邏輯與“合理性來源”。從某種程度上講，英國外交的善變性與意識形態色彩的交織，也體現出其自二戰以來未能隨實力下降而相對應降低其“懷舊主義”心態。英國政府提出的“全球英國”概念，以及英國對亞太事務的不斷干涉等行動，就是這種落後於時代的思想的反映。

可見，斯塔默談話中表達的，是一種在西方話語和邏輯下抹黑打壓中國，同時又試圖在經濟上獲得利益，並在全球治理層面謀取中國配合的“既要又要”心態。事實上，英方在政治上的對華負面態度，意味著已經將自己擺在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對立面，不僅為進一步在經貿、科技、政治等方面的負面言行進行輿論準備和張目，而且損害中英之間好不容易恢復的互信和互動。若英方繼續不斷以“國家安全”為藉口試圖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核心利益，英國商界與中國在各領域擴大合作、開拓市場的進程也將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地緣政治風險，“幫助英國商界在國家安全基礎上拓展商業利益”的想法只會是不切實際的空談。

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任何國家的外交都需要積極識變、應變甚至是求變。英國的對華政策需要承認中國綜合實力不斷提升的現實，如果其依然選擇執行僵化、過時的對華戰略，只會讓中方加強對英國的警惕和防範，從而消耗其本就不多的戰略信譽。英方試圖以“二元”對華政策為基礎發展對華各領域合作，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斯塔默在演講中提到，英方不想要中英關係的“冰河期”，但如果英國的對華政策兩面性轉化為對中國主權和核心利益的損害，那麼其對華政策的發展走向必然脫離英國政府的掌控，並可能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英方應當認清形勢、端正心態，理性友善對待中國發展，奉行積極務實對華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動中英關係走上健康穩定發展軌道，這才是符合英國國家利益的明智之舉。（作者是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