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臺錯誤言論，揭示出日本國內的一股“新型軍國主義”思潮和暗流。這股暗流為何如此危險？高市固守這一執念將給日本以及地區乃至世界帶來何種危害？本期“環球圓桌對話”就此展開討論。

項昊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廉德瑰：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呂超：遼寧大學美國與東亞研究院院長

涉臺謬論揭示“新型軍國主義”暗流

項昊宇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暗示可能武力介入臺海的挑釁言論引發強烈衝擊，也揭示了日本政壇的一股危險暗流，即以“自主防衛”為名、以激進強軍擴武為實的“新型軍國主義”思潮。日本當下的軍事大國化進程，表現形式雖不同於戰前赤裸裸的侵略擴張，但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驅動力上，卻與戰前的軍國主義一脈相承，本質上是對“和平憲法”和戰後國際秩序的系統性挑戰。

高市涉臺錯誤言論的根源在於嚴重毒化日本政壇和輿論生態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日本極右翼勢力長期致力於“擺脫戰後體制”，核心政治目標之一便是架空乃至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即一個可以合法擁有進攻性軍力和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軍事大國。高市早苗，正是這種極右翼思潮和理念的“信徒”之一。

至於“存亡危機事態”，本就是日本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案時炮製的一個模糊概念，聲稱允許日本在沒有直接遭受攻擊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國家而動用武力。高市刻意將台灣問題這一中國內部事務與日本“國家存亡”掛鉤，政治意圖十分險惡。首先，這是極右翼勢力慣於用來渲染外部威脅的“國家危機”敘事。通過鼓噪和誇大臺海緊張局勢對日本的影響，為突破“專守防衛”原則、推進激進的強軍擴武政策尋找正當性。其次，這是對法律概念的惡意濫用。此舉旨在無限擴大集體自衛權的適用範圍，為日本自衛隊未來軍事干預他國事務提供所謂“法理依據”。這種“以法促軍”的行為，正是“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苗頭。

與高市的挑釁性言論相伴的，是日本政府在右翼保守勢力的慫恿下推動軍事力量史無前例的擴張。比如，日本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防衛預算翻倍計劃，高市內閣要提前兩年將防衛開支提升至GDP的2%。這意味著短短3年間，日本的防衛費將實現翻倍。

日本激進的強軍擴武體現在多個層面。一是打著“反擊能力”的旗號發展進攻性軍力，重點發展遠端巡航導彈等攻擊性武器，實質上已經具備對敵方本土目標的打擊能力。這不僅是軍事力量的躍升，更是國家戰略思維“由守轉攻”的根本性轉變。二是對外軍事一體化。日本正大力將自身國家安全深度捆綁于地區衝突的場景預設之中。三是提升太空與網路戰能力。日本政府擬在新興軍事領域投入鉅資，尋求在未來戰爭形態中佔據優勢。這種轉型，並不僅僅是為“自衛”而進行的軍力現代化，而是從根本上重塑國家安全戰略，追求在地區事務中的軍事主導權和話語權，標誌著日本正加速向著“能戰”國家轉變。

這種“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性，在於其思想根源與戰前軍國主義的內在關聯。戰前的日本軍國主義，以神道教精神、天皇崇拜和對外部世界的蔑視為核心，將對外擴張視為追求“民族生存發展”和“國家榮耀”的唯一途徑。今天以高市為代表的日本極右翼保守勢力，雖然不再使用完全相同的口號和敘事，但核心思想並無本質區別。在認知層面，竭力推廣歷史虛無主義，試圖通過篡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洗白侵略歷史，在國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心中植入“日本無罪論”和受害者意識，為重新對外動武消除思想障礙。在精神層面，大肆宣揚民族優越感與排外主義，煽動民粹排外思潮。在心態上，鼓吹恢復“國家尊嚴和榮光”。一些極右翼勢力試圖將“村山談話”中的歷史反省誣為“自虐史觀”。這種對國家力量的畸形渴望，與戰前的擴張心態如出一轍。

“新型軍國主義”思潮的隱秘性，在於其披上了“維護民主”等現代政治話語的外衣，將軍事擴張包裝為對地區和平的“貢獻”，但骨子裏對和平主義的悖逆以及對武力解決問題、挑戰既有國際秩序的迷戀，並未改變。就此而言，高市早苗的涉臺錯誤言論，是其“新型軍國主義”執念的一次暴露。它警示著國際社會特別是曾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之害的亞洲鄰國，必須對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的苗頭保持高度警惕。

比“安倍遺産”更冒進

廉德瑰

高市早苗的政治底色是右傾和親臺，政治基本盤是所謂的“岩盤保守層”（泛指日本國內右翼保守勢力的支援者），在自民黨內以原安倍派以及與安倍派關係密切的右翼議員為主要支援者。這些都決定了儘管高市上臺後在自民黨領導層和內閣人事佈局上都有派閥平衡的安排，還稱要與中國構建戰略互惠關係，但其實際政策依然顯現出了明顯的右翼色彩，在政治和外交層面比她繼承的“安倍遺産”更加冒進。

高市早苗之前執意在APEC會議期間與台灣當局人員會面，並在網路社交平臺高調炒作，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的同時，也是在向日本國內極右翼“親臺派”邀功。隨後，她在國會答辯時進一步聲稱“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將會觸發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這無疑是在日本右翼既往錯誤言論的基礎上又向前邁出了危險一步。正如中方已經嚴正指出的，日本軍國主義歷史上曾多次以所謂“存亡危機”為藉口發動對外侵略，包括以“行使自衛權”為由悍然製造九一八事變，挑起侵華戰爭，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乃至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作為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再提所謂“存亡危機事態”，著實令人擔憂。2015年7月,日本國會不顧國內強烈抗議聲浪，強行通過安倍晉三政府提交的旨在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案，炮製出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但即便在當時，安倍也沒以所謂“台灣有事”作為“存亡危機事態”的案例，日本之後幾任政府也拒絕以臺海局勢作為案例解釋。雖然2023年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竄臺時有過此類表示，但作為日本首相發表此種言論，高市早苗尚屬首次。這一表態暴露了日本“親臺派”試圖以干涉臺海局勢給“台獨”打氣並借此對華施壓的企圖。

高市就職後曾表示中國是日本的重要鄰國，有必要構建建設性穩定關係。但她上臺伊始就召開國家安保會議，敲定2026年度防衛預算繼續大幅增加，計劃購買100架攻擊型無人機、11架F-35隱形戰機，還計劃改造現有的“出雲”號準航母，研究建造護衛艦和核動力潛艇等。這些舉動，顯然是延續了日本國內極右翼近些年來的操作，即聲稱“日本週邊局勢不穩”，明裏暗裏鼓噪“中國軍事威脅”，借此謀求擴充軍備，擺脫“和平憲法”限制。

高市早苗自稱安倍的“繼承人”，被認為帶著安倍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遺産”走上首相之位。安倍執政期間在推動修憲和解禁集體自衛權等方面做了不少動作，引發周邊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批評和警惕。但他至少還在外交層面做了一些政治平衡。2014年，因在改善與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關係方面面臨越來越大的國內外壓力，安倍政府與中方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就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等達成原則共識。其實，高市早苗如果想要實現穩定執政，就需要對“安倍遺産”進行“去其糟粕”的處理。如何克制自己的極右翼思維和理念，以免給日本和地區國家帶來損人害己的雙輸甚至多輸結局，是高市早苗必須嚴肅反思並加以改變的問題。繼續任由自己的極右翼基因躁動生事，使整個政府聽從極右翼“親臺派”的擺布和拖拽，甚至做出自不量力的不智舉動，以為干涉臺海事務可以阻礙中國統一，那就只會淪為歷史的笑柄。

高市“反省”必須徹底

呂超

高市早苗發表涉臺錯誤言論的事件不斷發酵。有日媒報道説，日本自民黨代理政調會長田村憲久透露，高市早苗正在“反省”其涉臺言論。田村憲久表示，“首相也在反省未能充分説明背景的問題，今後應該不會再有此類發言。”但從這番表態可以看出，高市的“反省”仍未觸及事件本質，沒有充分意識到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灣問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危險性，迄今也還沒有按照中方要求收回相關錯誤言論。

高市早苗及其領導的日本政府這番表現，可以説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層背景。就直接原因而言，高市在贏得自民黨總裁選舉後經歷一番波折才得以組閣出任首相。在長期執政夥伴公明黨退出、日本維新會決定採取“閣外合作”的情況下，高市內閣本身就帶有拼湊性質，不夠穩定。無論高市早苗自身的極右翼理念和政治背景，還是自民黨內“大亂鬥”以及日本國內政治碎片化的現實，都讓高市早苗急於表現，以顯示自己能夠勝任日本首相的位置，並謀求執政穩定。

但高市“一開口”，就暴露出缺乏執政經驗和政治短視的一面。正當一些人還在猜測“首相”高市是否會與之前的“議員”甚至“閣員”高市進行一定程度的“切割”、在言行上有所收斂和區別時，這名新任首相已經接連發出錯誤涉臺言論，嚴重破壞和衝擊中日關係穩定，不僅遭到日本國內嚴厲批評，也引發亞洲周邊國家乃至國際社會對於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思潮氾濫、戰後國際秩序面臨衝擊的擔憂。

除了發表涉臺錯誤言論，高市上臺短短一個多月，還接連釋放出其他諸多右傾政策信號，包括主張大幅提高防衛開支，更直接地突破“專守防衛”原則；探討修改日本國家安保戰略“三文件”，對“無核三原則”進行修改，尤其是改變其中的“不運進”核武器原則。一系列表態和行動表明，高市及其領導的政府正在試圖加速擺脫日本“和平憲法”以及戰後國際秩序束縛，在擴充軍備、謀求成為“軍事大國”的錯誤道路上狂奔。這種愈演愈烈的趨勢，再次喚醒外界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痛苦記憶和警惕。

高市之所以有這番言論和操作，一方面是因為其極右翼底色難改，固守“新型軍國主義”執念不放。就任首相之前，高市在否認甚至美化日本侵略歷史、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為日本強徵“慰安婦”罪行翻案等問題上錯誤言行不斷。就任首相後，她本應該有首相言論很大程度上代表日本國家立場乃至國策的意識，但事實證明，“首相”高市依然毫無收斂。這也是為什麼她的涉臺錯誤言論在日本國內引發強烈批評，日本政界和社會不少人都擔心高市錯誤言行“帶來國家危機”。

另一方面，高市本人以及高市政府對於亞太地區和平發展大勢有著明顯誤判。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中心、全球發展穩定之錨和合作高地，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亞太奇跡”。亞太的成功源於地區國家始終致力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始終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和開放的區域主義，始終順應經濟全球化大勢、堅持互利共贏和相互成就。但高市早苗及其代表的日本極右翼勢力不顧地區國家和平發展的普遍訴求和共同努力，繼續操弄基於地緣政治對抗思維的“印太”概念，這樣不僅可能把日本引向歧途，還嚴重破壞地區繁榮穩定與和平發展的大環境。

客觀而言，在高市上臺前，中日關係已經呈現改善發展勢頭，雙方各層級各領域交流互動日趨活躍，這一局面來之不易，值得珍惜和鞏固。中國對日政策始終保持穩定性、延續性，也希望日方樹立客觀正確對華認知，秉持積極理性對華政策。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就台灣問題作出明確規定，日方本應嚴格履行、言行一致，維護好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但高市上臺後發表錯誤言論，嚴重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從根本上損害中日關係政治基礎。事實證明，這次事件責任完全在日方，高市應該就此進行真正徹底反省，收回錯誤言論，並切實把日方對華承諾體現在實際行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