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團輝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11月17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和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在澳大利亞北部城市達爾文就加強三國軍事安全合作舉行三邊會談。

會後發佈的聯合聲明宣佈，為提高日本自衛隊與美澳軍隊之間的“互操作性”，日本自衛隊兩棲快速部署旅將定期部署到達爾文，並與美澳聯合舉行兩棲軍事演訓。兩棲快速部署旅是日本自衛隊的精銳部隊，其定期部署到澳大利亞北部軍事重地達爾文，是日澳軍事合作的新突破。而這一重要的軍事合作的主要依據，是兩國之前達成的《互惠準入協定》。

2022年1月，日本與澳大利亞簽署《互惠準入協定》。在此之前兩國已經進行長達8年的談判，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稱該協定是日澳安全合作邁上新臺階的劃時代協定，而時任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也表示通過該協定兩國將實現高水準合作。由此可見，《互惠準入協定》對於日澳升級軍事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互惠準入協定》規定了日本自衛隊和澳大利亞國防軍到對方國家訪問後的地位和待遇，簡化了訪問部隊進入對方國家的出入境手續，明確了訪問部隊在攜帶武器彈藥和開展防務活動方面的權責。總之，該協定為日本自衛隊和澳大利亞國防軍之間的互訪和開展聯合軍事活動提供了極大便利，不僅有利於日澳更加方便開展軍事聯合演訓，而且為此次日本自衛隊進駐達爾文掃清了法律上的障礙。

《互惠準入協定》生效後，日澳便迫不及待地展開聯合軍事活動。2023年8月底，日本航空自衛隊的F－35A隱身戰鬥機抵達澳大利亞北部的廷德爾空軍基地——這是日本首次在海外部署此類戰機；9月，澳大利亞也派出F－35A隱形戰機回訪日本。日澳空軍高調互訪，拉開兩國間更密切、更頻繁聯合軍事活動的序幕。可以預計，今後日本與澳大利亞在雙邊及美日澳三邊框架下將開展更多、更密切的軍事安全合作。

日澳何以如此迅速地強化軍事合作？

首先，日澳迅速走近與美國“印太戰略”的部署密不可分。日澳同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分別被視為美國亞太聯盟體系的“北錨”和“南錨”。近年來，美國為強化對華戰略競爭，在繼續鞏固與盟友雙邊關係的同時，也注重打造各種“小多邊機制”，以強化盟友間的“互操作性”，提升美國聯盟體系的凝聚力和威懾力。美日澳三邊機制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美日澳三邊關係中，美日、美澳都是軍事同盟，且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培育了深厚的戰略互信和緊密的關係聯結，但日澳軍事安全合作仍是其中短板。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澳關係的發展水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日澳三邊機制的水準。因此，美國為強化美日澳三邊機制的戰略協作和軍事“互操作性”，積極推動日澳兩國加強軍事安全合作。

其次，日本加強與澳大利亞軍事安全合作明顯有“聯澳制華”的意圖。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裹挾下，日本和澳大利亞也更傾向以大國競爭的視角看待中國發展，將中國軍事現代化視為“挑戰”和“威脅”，試圖以強化日澳軍事安全合作予以應對。在日澳各類高層磋商中，應對所謂“中國挑戰”始終是重要話題。在2024年9月的日澳外長和防長“2＋2”會談中，雙方重點討論了因應中國“試圖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議題，時任日本防衛大臣木原稔更是直白表示，“日澳對於中國軍事活動都抱有強烈的憂慮與關切”。

最後，日澳深化軍事合作也有對衝美國戰略不確定性的考慮。日本和澳大利亞都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美國的安全承諾對於兩國戰略方向的選擇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然而，隨著美國在亞太軍事實力的相對下降，日澳對於美國維持地區軍事霸權的能力産生一定懷疑。此外，由於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及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思潮重新成為美國的主流政治理念，日澳對於美國履行安全承諾的意圖也産生了強烈的疑慮。

在美國戰略存在不確定性的背景下，日澳試圖通過抱團取暖的方式規避可能出現的戰略風險。這點突出體現在日澳兩國不斷提升對彼此的戰略定位，日本明確將澳大利亞視為“志同道合”國傢夥伴關係的核心，澳大利亞也將日本視為在亞洲最為信賴和最為倚重的戰略夥伴。在這種背景下，日澳特殊戰略夥伴關係的內涵會不斷充實，雙方的軍事關係也會更加緊密，並不斷向“準盟國”的方向邁進。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