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歷來是歐洲政治的“穩定錨”。它的政治文化保守、求穩，主要政治力量對於社會公平、經濟增長和環境可持續發展存在基本的政治與社會共識。和一些政權更疊頻繁的歐洲國家相比，聯邦德國在迄今75年的歷史中僅出現9任聯邦總理，其中不乏任期長的政府首腦，包括擔任總理16年、聯盟黨黨主席25年的科爾，以及擔任總理14年、黨主席20年的阿登納。在默克爾擔任總理的16年間（她擔任聯盟黨黨主席18年），更是經歷了四任美國總統、四任法國總統、三任西班牙首相和九任義大利總理。德國政治穩定性在2021年的上屆大選中仍舊有所體現，選民整體偏好穩定和保守，主流政黨守住政治中間地帶，穩健的候選人更受青睞，主流政黨的政策立場也基本保持務實。

然而，德國的政治穩定時代正在發生變化。由於經濟持續低迷，執政的“紅綠燈政府”對如何堵住數十億歐元的預算漏洞爭執不下，最終激化為信任危機。11月6日，“紅綠燈政府”宣告解體。這一突如其來的政治變故，對於二戰後的德國政壇而言是比較少見的現象。其主要癥結在於，百年變局下，德國自身面臨多重嚴峻挑戰。

在政治領域，政黨競爭日益加劇，推動政黨首先關心本黨的短期政治生存以及能否拉住特定選民群體，導致其與執政夥伴達成必要妥協的意願下降。這也使得朔爾茨政府的功能失調問題愈加嚴重，總理與財長召開各自主導的經濟峰會，研判經濟形勢和對策，形成明顯對立。剛被解職的財政部長林德納發表的經濟政策立場文件則類似競選宣言。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傳統主流政黨在德國政黨體制中的穩定作用明顯減弱，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開始下降，民眾的要求與政治精英的改革訴求之間存在顯著張力。在今年的若干次重要選舉中，以選擇黨和瓦根克內希特聯盟為代表的民粹勢力表現突出，對傳統建制派政黨形成極大挑戰。

在經濟領域，德國經濟2024年雖有一些積極信號，但還難言復蘇。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德國製造業，急需解決生産成本攀升、原材料供應緊張、勞動力成本高、公司稅高、官僚主義程式冗長、國內外投資不足和消費需求疲軟等多個長短期問題。基爾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舒拉利克指出，德國經濟目前已經相當疲軟，特朗普勝選更將“開啟德國經濟史上的最艱難時刻”。在經濟走弱的同時，德國還必須應對經貿領域的外部挑戰，它需要為此做好充分準備。

在社會領域，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加深了德國社會的極化、對立與動蕩，與此相關的難民問題持續惡化。2023年歐盟27國難民數量高達736萬人，滯留的烏克蘭難民超過620萬人，其中，德國是難民在歐洲的首選目的地，佔庇護申請數量近1／3，此外，還有120萬烏克蘭難民滯留德國，無需經過庇護程式即可獲得臨時保護身份。難民安置進一步加重德國各級政府的負擔，與難民相關的恐怖襲擊和社會治安事件在德國屢有發生，移民和難民政策困境推動德國政治右轉。

當前，美國大選結果引發歐洲對歐美關係更加動蕩的擔憂，德國“紅綠燈政府”提前解體。這兩大變化疊加，推動德國政治的不確定性上升。

在國內政治層面，目前2／3的德國人支援提前大選，凸顯民眾求變心理。德國聯盟黨在民意調查中處於領先地位，料將在提前選舉中佔據有利位置，並極有可能作為主要執政黨重新掌握政權，自民黨和左翼黨在進入聯邦議院的5％門檻徘徊，而民粹政黨儘管有望取得良好成績，但政治結盟能力有限。因此，組閣形勢可能會在選舉結果塵埃落定之後迅速明朗化。

隨著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德國和歐洲都需要重新評估歐美關係的前景，重拾戰略自主，實現歐美關係的“再平衡”，為美國的“內顧”做好準備。在安全政策上，美國料將大幅減少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歐洲必須加大對於自身安全防務的投入。在經貿關係上，德國很可能需要被迫應對“美國優先”帶來的貿易壁壘和關稅戰。如果歐美互加關稅，勢必對歐美貿易形成重大打擊，並導致德國對美出口下跌。在氣候保護問題上，美國或放鬆氣候變化目標，同樣會導致歐美合作嚴重受挫。

在內憂外困之下，德國長期作為歐洲政治“穩定錨”的作用或將暫時弱化。擺在下屆德國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在維持傳統成功模式的同時，尋求適應現實的結構性變革，帶領德國走出當前的經濟低迷，提高經濟競爭力，這或將為中德經貿合作帶來新的上升空間。（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