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一些智庫和學者近期發佈報告或文章提到，中美兩個大國之外的“第三方”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正在不斷上升，比如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在地區民眾中的形象相對正面，在戰略上被認為“靠得住”。相關分析就此認為，這些“第三方”國家可以借此拉攏東南亞國家接受美國“印太戰略”主張，甚至助力“北約亞太化”進程。顯然，這些觀點摻雜著對東南亞國家“第三方偏好”的誤解，相關“第三方”國家如果真那樣做只會陷入更大誤區。

實際上，東南亞國家的“第三方偏好”並非什麼新發現或新事物。早在冷戰期間，日本、澳大利亞等一些國家就注重改善與東南亞國家關係，塑造自身正面形象，從而為在東南亞的軟性影響力打下基礎，也為東南亞國家的“第三方偏好”提供了歷史經驗。比如，20世紀50年代，印尼社會稱日本為只重經濟不重人文交流的“經濟動物”，對日不滿日漸積累。在其他東南亞國家，日本也遇到了類似情形。有鋻於此，1977年，日本時任首相福田赳夫提出“福田主義”，尋求與東南亞國家建立所謂“心心相印”的關係。為此，日方在提供大量“政府開發援助”（ODA）的同時，還開展多項人文交流活動，以求化解東南亞民間的對日負面認知。類似這樣的過程表明，東南亞國家的“第三方偏好”有其特定歷史源流，相關觀察分析不能脫離時空背景。

當前階段“第三方”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上升，實質上是因為地區國家的戰略韌性在上升。東南亞國家正變得更加自信，逐步擺脫了可能捲入美國政府挑動的大國博弈的擔憂。絕大部分東盟國家都反對美方排他性的“印太戰略”和封閉式的小多邊機制，大力推動東盟主導的包容性秩序，不斷鞏固東盟的規範性權力、維護東盟的地區中心地位。在不久前舉行的第44屆和第45屆東盟峰會及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上，美菲炒作南海問題以及日本首相石破茂試圖炒作“亞洲版北約”都遭冷遇，其他主要參會方沒被帶歪節奏，而是聚焦2024年東盟輪值主席國寮國設定的相關發展議題，用實際行動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和包容性增長路徑，堅定地將東盟戰略自主之路走寬走深。

在此過程中，東盟及東南亞國家不斷拓展合作路徑和範圍，嘗試與更多國家或國際組織保持良好關係。東南亞國家“第三方偏好”的對象隨之更加多元和豐富。比如，東盟與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不斷深化合作，與上合組織、維謝格拉德集團等保持接觸，還積極在更多“全球南方”國家中提升影響力，如此等等。總之，“第三方”在東南亞影響力的上升是一個全局性、綜合性的現象，是東盟戰略自主的一部分，並非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東南亞牽引力上升的體現。

東南亞的“第三方偏好”增強還折射出美國對東南亞政策遭遇更嚴重的困境。近些年來，美國做了不少拉攏東南亞國家的“面子活兒”，但缺乏實質性內容的政策調整以及服務美國地緣政治私利的動機，根本不可能改變東南亞國家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不選邊站隊的立場，美國遮掩不住的輕視和怠慢還引發東南亞國家的普遍不滿。美國《外交事務》雜誌最近刊發一篇名為《美國正在失去東南亞》的學者文章，揭示東南亞國家對美國的失望情緒正在逐步加深。該文援引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2024年東南亞態勢報告》中的數據，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逐步上升，美國則在相對下降，東南亞國家越來越厭惡美國在區域推行赤裸裸的利己主義議程。有美國學者預計，至少短期內，美國政府在東南亞國家心中的形象難有較大改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在東南亞推行所謂“普世”理念和“新型”政策，試圖強迫東南亞國家選邊站隊，忽視了東南亞國家內在真正需求，無法與地區國家形成戰略合拍和共鳴。

正是在這樣的複雜背景下，“第三方”國家在尋求與東南亞國家加強合作的過程中，不應走上西方一些聲音所慫恿的“新冷戰”邪路。東南亞國家與相關“第三方”國家雙向互動增多，既有歷史因素積澱，也有現實戰略考量。迄今為止，大部分“第三方”國家都是在東盟一貫堅持的開放包容原則與框架之內行事。但值得警惕的是，個別“第三方”克制不住排他封閉的所謂“大戰略”思維，試圖跟隨華盛頓步伐，在與東南亞國家合作過程中加入對華遏壓的“新冷戰”議程。但這已經引發絕大部分東南亞國家的反感，一些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就此明確表明態度和立場，即美國及其盟伴不應阻止東南亞國家與其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中國保持友好，不應把它們與中國對抗的姿態強加在東南亞國家身上。

歸根結底，有關“第三方”對此更應該有清醒認知，不要把自己擺在東南亞區域長期積累形成的秩序和共識的對立面，不要指望東南亞國家會支援它們的地緣政治企圖。（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