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剛剛結束新一輪巴以衝突以來的第11次中東之行，以色列就對伊朗實施了大規模報復性打擊。地區緊張局勢再次急劇升級，國際社會對於中東和平的期望也再次遇挫。與中東和平希望一同下墜的，還有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總體而言，拜登政府保持了美國中東政策的延續性，繼續推進前兩屆政府從中東收縮的戰略，並繼續推動“亞伯拉罕進程”，試圖撮合更多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同時，拜登政府中東政策也表現出一些新動向。

軍事方面，戰略收縮與軍力激增並行。事實證明，美國所謂的戰略收縮並非軍事上放棄中東，其在中東的軍力存量並未明顯減少，仍是在中東駐軍人數和軍事基地最多的國家。美國調整的僅是在中東軍事行為的方式，主要操作是終結在中東的高成本軍事行動，對其中東存量軍力重新部署，重啟對中東盟友的高端軍售。另外，為應對緊急情勢，美國在東地中海、紅海等熱點地區大幅加強軍事部署，軍力短期內激增。美國強化在中東的軍事優勢，已與五個海灣阿拉伯國家簽署防務協定，並擬與沙特簽署類似協定，賦予後者非北約盟國地位。

因此，不可簡單化地將美國在中東軍事干涉方式調整以及軍力重新部署，理解為美國正在“撤離”甚至“放棄”中東。基於軍事力量的謀霸仍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基本目標，現實主義仍是美國中東外交的底層邏輯。

政治方面，重組盟友體系。其一，美國鞏固與傳統盟友的關係，在新一輪巴以衝突中表面上斡旋調停實則拉偏架。其二是拼湊“中東版北約”。美國撮合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構建新的中東盟友體系，矛頭直指伊朗等國；通過挑起中東陣營對抗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以便扮演“離岸平衡手”角色，在不使用軍事手段的情況下維持霸權。其三，建立小多邊機制。美國組建“中東新四方”、內蓋夫論壇等小多邊機制，連結“印太”與中東盟友體系。可見，重塑中東盟友體系是美國中東政策的優先方向，也是直接軍事介入的替代選項。

經濟方面，試圖補上“經貿短板”。美國成為能源出口大國後，對中東能源的依賴程度大幅下降。但為了所謂的“同中俄等大國在中東競爭”，美國試圖補上經貿短板，提出一系列發展倡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廣泛認為對標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規劃。美國還以高科技和核能合作為誘餌，加大中東國家對美依賴。

但顯而易見，美國在上述方面均未達到目標，這也暴露出其中東政策存在諸多悖論。

首先，推動“亞伯拉罕進程”，引發中東地緣政治失衡。美國偷換中東和平的概念，企圖搞沒有巴勒斯坦的中東和平，導致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最終釀成巴以之間再次爆發嚴重衝突。一定程度上可以説，當前中東之亂是美國中東政策的直接後果。歷史上，美國曾在巴以問題上投入較多，並在推動中東和平進程方面有所建樹。但近年來，美國與“兩國方案”漸行漸遠，對巴勒斯坦問題漠不關心，甚至將其引入歧途，導致悲劇的發生，同時也損害了美國的信譽和形象。

其次，挑動中東陣營對抗，不符合地區國家求團結、謀發展的願望。沙特與伊朗實現歷史性和解，伊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持續改善，相關事實都表明，美國企圖對中東分而治之和離岸平衡的做法已落後於中東地緣政治新的發展大勢。中東國家近些年來聚焦發展，實施多元平衡外交，但美國依然企圖沿襲冷戰思維在中東搞排他性小多邊機制，漠視中東國家融入全球化浪潮、與其他國家開展務實合作的真實願望。

再次，無視中東國家戰略自主性上升的現實。隨著中東一些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相關國家的戰略自主性顯著上升，越來越無法接受域外國家的頤指氣使，這也是近年來美國與中東國家齟齬不斷的重要原因。

當前中東政治的慘痛現狀與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關係密切，美國需要正視中東亂局的根源。美國無視中東時代之變、人心所向和發展需求，仍在中東搞權謀、煽動對抗，不僅無益於中東地區穩定發展，還使自己陷入欲去還留、進退失據的尷尬境地。在美國和中東均站在歷史關口之時，如果美國能認識到這一點，放下謀霸執念，為中東和平發展多做一點積極的事，將更有利於自身和世界。（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