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特別是中美貿易爭端以來，一提到美國時，中國社會輿論中會有一些異樣情緒，或覺得敏感，或莫名警惕，或害怕接觸，當然，還有一些人仍存崇拜之情。這些非常態般的多元與複雜情緒，都算是當下中國人對外心理的時代特徵。問題在於，我們能否更加常態化看待、更頻繁地接觸美國及其國民尤其是那些戰略界人士？

有一次我調研西南某省剛剛脫貧不久的一個縣城，縣長與我談及許多國際形勢，尤其熱衷於講述中美緊張形勢下縣域治理的壓力。於是我問道，你這裡離最近機場近3個小時車程，縣城也見不到外國人，更談不上美國人，為何要把中美緊張形勢考慮到日常治理中的重要位置呢？

還有一次我向中西部某地的一家國企老總推薦了幾位美國戰略界人士和前高官的來訪調研。這位老總很有興趣，但很快回應當地保衛、外事、報批程式過於複雜，完全超出了當地接待能力，於是只能悻悻作罷。

這些普遍存在於各個地方的親歷，恰恰反映了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要改革的一條重點內容的緊迫性，即第十部分裏的第41條“推動走出去、請進來管理便利化，擴大國際人文交流合作”。

筆者認為，要真正落實這條改革措施，最重要的落腳點在於，必須扭轉不願、不敢、不想與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交往的氛圍與環境。

不可否認，近幾屆美國政府對華長期採取遏制政策，對來自美國的一些特殊人士當然應更重視。但另一方面，作為大國，同樣也應有充足的自信去接觸所有外國人，包括那些內心對華存有誤解、偏見甚至不友好的美國人。

近年來，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加強民間友好和人文交流對發展兩國關係的重要意義，並與美國各界人士多次真摯互動，推動中美民間友好續寫新的篇章。提出“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力量源泉在人民友好”。

2024年3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集體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時指出，“中美關係史是一部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過去靠人民書寫，未來更要靠人民創造。中國有句話，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希望兩國各界人士多來往、多交流，不斷積累共識，增進信任，排除各種干擾，深化互利合作，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福祉，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

高層親力親為地做美國人的工作，正是給各級政府、各個企事業單位、各個高校研究機構提供了示範。這正是我所在的智庫近期承辦為期一週的“明德戰略對話2024”、邀請10多位來自美國、歐洲的戰略學術界人士來中國的重要背景。

我們安排這些來自歐洲、美國的戰略界人士調研開放最前沿的上海浦東、走訪世界商品集散中心義烏、觀察民營經濟重鎮溫州，還引導他們看看新農村建設、逛縣城夜市、做客企業主家等等，安排許多批次的年輕人與他們面對面對話，讓他們真實地體驗新時代的中國，進而盡可能地重塑這些有影響力人士的中國觀。

從籌備安排看出，各級政府外事與宣傳機構是有外事交往的潛在意願的，只是希望在制度與氛圍上還可以更加鬆綁。各個企事業單位是有國際交往的充足底氣的，有位企業主説，讓他們隨便看嘛，沒什麼不能讓他看的；還有一位當地機構負責人説，我們這裡那麼乾淨、安全、便捷、還有煙火氣，美國人會羨慕的……

可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所提出的“推動走出去、請進來管理便利化，擴大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是具有民間動力與基層活力的。關鍵在於，在制度設計和機制構建上，要更敢於善於釋放這種動力與活力。

事實上，新中國建設之初逐漸打破西方陣營的封鎖，源於大膽地與西方交往與溝通。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力從弱到強、從國內走向世界，也是源於不斷打開國門與世界融合。現在，世界處在新的動蕩變革期，西方一些勢力試圖重新打壓、封鎖、遏制中國的強國之路，此時，更需要努力打破之、瓦解之，更要靠膽大心細、積極主動的交往與溝通。

2024年上半年，全國各口岸入境外國人1463.5萬人次，同比增長152.7%，適用免簽政策來華外國人854.2萬人次，同比增長190.1%，海外傳播中國的頻次大漲，再次證明中國對多國實施免簽政策以來、對外國主動接觸交往的積極效應。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村有一本非常著名的隨筆集，書名叫《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書中用細膩的寫作技巧記錄了跑步的心理活動並延伸到人生態度，如“痛苦無法避免，磨難可以選擇”“不想跑步，所以更要去跑步”。

把這個書名套用到當下中國智庫與美國戰略界的交往，或可用改為“我們談‘美國戰略界來中國’，我們談些什麼？”，我希望是其中應有的含義是，“對美國鬥合併行的痛苦無法避免，如何減少磨難可以選擇”“不想與遏華的美國交往，所以更要與之交往”。

如果真有這種觀念的轉型，那麼，回答“我們談‘美國戰略界來中國’，我們談些什麼？”答案是，我們應該談如何更好地接觸對方、更好地闡述中國、更輕鬆地與之交往，而不是“安全泛化”似的擔心、害怕、警惕、防範。至少在當前這個特殊時代，擁有這份自信、開放的心態非常重要。（作者：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