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近日，“電報”（telegram）的創始人帕維爾•杜羅夫因涉嫌恐怖主義、洗錢等罪名在法國布爾歇機場被捕，這一事件迅速成為網路熱點，引發包括美國企業家埃隆•馬斯克、俄羅斯外交部以及“棱鏡門”主角愛德華•斯諾登在內不同領域人士的關注。“電報”作為國際科創界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曾經高舉“言論自由”大旗的著名加密即時通訊軟體，西方國家基於自身安全政策逮捕其創始人，再次體現了西方國家自我標榜言論自由的虛偽。

無獨有偶。7月末，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遭遇刺殺險情後也放出狠話，聲稱自己如果再次當選總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投入監獄。作為回應，扎克伯格8月26日在致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吉姆•喬丹的信中，以“跳反”的姿態指出，民主黨曾在總統大選期間對自己施壓，要求“臉書”遮罩不利於民主黨的資訊。除了來自政界的壓力之外，科創界內部也是暗流洶湧。兩年前，美國科創資本的標誌性人物埃隆•馬斯克于2022年以440億美元收購推特並將其改名為X，力圖打破金融資本操控社交媒體的局面。

網際網路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處於控制與反控制的拉鋸鬥爭之中。眾所週知，人們打開電腦就能看到的“明網”資訊只佔全球網際網路資訊的5％左右，而95％的資訊以各種形式存在於所謂的“暗網”或“深度網路”之中。作為美軍科技“軍轉民”的典範，在“美國例外”和“長臂管轄”的原則規訓下，“暗網”一直被美國政府及其情報部門嚴格監管，並按照美國國家意志進行許多侵犯其他國家主權和公民言論自由的活動。2014年，美國著名的“暗網”機構“絲綢之路”就曾因涉嫌恐怖主義、販毒、洗錢等罪名而被關閉，其創始人羅斯•烏爾布利希特、布萊克•本瑟爾均被投入監獄。

不過，隨著資訊科技突飛猛進，安全監管在技術手段上逐漸遭遇以“去中心化”的資訊加密技術的挑戰，在資訊監管遭遇技術瓶頸時，西方國家安全情報部門和政客乾脆親自下場，不惜以踐踏言論自由為代價，實現其規訓社交媒體的目的。以即時通訊技術為載體和以社交應用軟體為平臺的網際網路自媒體，作為一種新的社會交往方式自從出現以來，因其重要的社會動員功能而被西方國家安全情報部門有選擇地加以利用，符合其需要就打造為“顏色革命”的利器，不符合需要就無所不用其極地使用包括“長臂管轄”在內的手段，對其進行打壓。

近年來，包括Tiktok在內的新一代社交媒體，均因相同理由，被推上美國國會的聽證席，遭受極限施壓的煎熬，這是國家權力破壞企業公平競爭的極端表現。

對於西方國家上述舉措，可從三個角度評判：

一是，西方“雙標”價值觀因違背網際網路的基本價值準則而面臨崩塌。與兩百年前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等經典著作中揭示的觀點一樣，技術是讓人類越來越平等的“天啟事實”，網際網路的技術特性在於其導向是真正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價值觀。馬斯克曾表示，美國社交媒體競爭不過發源自中國字節跳動公司的Tiktok，主要原因在於TIKTOK的演算法倫理更“民主化”，更親近普通網民而非精英權貴。近年，西方啟蒙時代以來形成的高度形式化的人權觀、自由觀面臨空前的壓力，西方政客津津樂道的程式正義遭遇到實體正義訴求的空前挑戰。

二是，西方國家政治人物表現出來的“本領危機”令人擔憂。依據邁克爾•曼對於權力的二元劃分，作為一種承載了社會基礎性權力的技術，無論是去中心化的貨幣，還是去中心化的傳媒，讓一切原本可以利用主權國家安全情報部門所壟斷的專斷性權力操縱局面的情況發生改變。不能用技術改變，就用蠻力親自下場，通過逮捕甚至消滅掌握技術手段的公眾人物，來達到政治目的，但這種做法最終只會淪為摧毀公信力的“迴旋鏢”。

三是，西方國家低估新一代社交媒體的潛力會導致嚴重的國家安全治理後果。雖然杜羅夫被逮捕，但“電報”是一家總部位於阿聯酋迪拜、活躍用戶高達9.5億的極具全球影響力和輿論號召力的社交媒體，其所擁有的商業乃至政治能量遲早會形成反噬。逮捕其創始人不僅不能消弭這一危機，反而會引發更多不可預測的後果。

杜羅夫所遭遇的諷刺境況，倒是跟其精神前輩、前蘇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曾于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頗為類似。作為法國啟蒙時代文人政治的精神後裔，索爾仁尼琴曾以控訴前蘇聯、前蘇共的統治為榮，並獲得西方國家的高度認可。但到1994年，面臨祖國悲慘狀況的索爾仁尼琴，在晚年表達了對於自己政治幼稚病的悔恨。他驚訝地發現，他有批判前蘇聯和俄羅斯的自由，卻一直無法獲得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

編審：唐華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