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唯一遭受過核武器襲擊的國家，將原子彈爆炸的事實傳給後代是日本的使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6日在廣島參加遭原子彈轟炸紀念活動時作出了這樣的表態，再次表現出對政治議題的操弄，試圖構建“受害者”形象和相應的敘事邏輯。然而，滑稽的是，因為不邀請以色列駐日大使參加長崎遭原子彈轟炸79週年紀念活動，多個西方國家的駐日大使將缺席這場活動。看來，在遇到關鍵問題時，日本的所謂西方盟友們也會對它説不。

廣島市和長崎市分別在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遭到美國原子彈轟炸，這兩座城市每年都會舉行邀請外國使節參加的紀念活動。核爆受害者紀念活動本應成為全人類共同反思戰爭、追求和平的契機，應以去政治化、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為宗旨，卻不幸被日本政府用作爭取國際支援、掩蓋真實意圖的工具。

核爆受害者紀念活動的出發點應是和平反戰，廣島和長崎兩城市舉辦的紀念活動也應成為日本正視歷史的一面鏡子。二戰結束以來，兩城市的部分有識之士曾圍繞“城市反核外交”提出應對戰爭歷史進行自我反思，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呼籲反核。1988年，時任長崎市市長的本島等（1922年—2014年）就發表了昭和天皇應負有戰爭責任的言論，為此還遭到日本右翼團體的槍擊。本島等認為日本在二戰中對亞洲其他地區的侵略、日本襲擊珍珠港等事件與最終日本遭受原子彈襲擊存在必然關係，日本更需要向在原子彈轟炸中無辜受害的南韓和中國勞工道歉與提供援助。

應宣揚的“和平敘事”卻在今天逐漸淪為“價值觀和陣營對立敘事”。日本將這一歷史悲劇轉化為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援的工具，以陣營對立和意識形態劃線。廣島市和長崎市政府以俄烏衝突為由拒絕邀請俄代表參加這兩個城市遭原子彈轟炸79週年相關紀念活動。自岸田文雄執政以來，作為廣島人，他始終沒有忘記在國際社會構建所謂“無核敘事”和日本的“核受害者”形象，他先後在第19屆香格里拉對話會、2023年七國集團峰會、第78屆聯合國大會等多個國際場合試圖高舉“無核化”大旗，但所謂“無核世界”只是岸田為構建符合日本安全環境利益的敘事和話語。

紀念活動政治化的同時也將導致其敏感程度的提升。日本方面表示，因擔心加沙衝突可能引發抗議活動，將不邀請以色列駐日大使參加長崎市活動。隨後，美國大使館、英國大使館、法國大使館對此均表示遺憾，決定本國駐日大使也不會前往長崎。因日本重度依賴中東的石油資源，顧慮與中東國家關係，它不得不左右為難。早在1973年石油危機期間，日本的戰後外交政策在圍繞支援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問題上就與美國發生過重大分歧，美日關係曾因此面臨考驗。2024年5月，聯合國大會審議接納巴勒斯坦為聯合國新會員國的議題表決中，日本也投下了贊成票。日本屢次在國際衝突對抗中謀取“前沿紅利”，試圖構建所謂的價值觀敘事拉攏西方國家，即便日本作為美國的忠實盟友，不惜犧牲本國的長遠利益和地區穩定，積極配合美國的戰略部署，西方國家仍在關鍵問題上不買它的賬。日本左右逢源的結果自然引發各方不滿，長崎今年的核爆紀念活動遭到西方多國的“抵制”，更體現出日本面對所謂“戰略自主”和“倚美擴盟”的兩難困境。

紀念活動更體現了日本作為戰爭“受害者”的反戰形象同積極擴軍備戰的國家戰略自相矛盾。相關紀念活動逐漸淪為精心策劃的政治公關秀，旨在轉移國際視線，掩蓋日本真正的戰略意圖。日本一方面聲稱要銘記歷史、反思錯誤，另一方面卻不斷挑戰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日本政府在歷史認知上的錯誤與偏執，拒絕正視和深刻反省戰爭罪行，試圖通過修改教科書、淡化侵略歷史等方式來重塑國家形象。日本政府不斷突破本國“和平憲法”的限制，在邁向軍事大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尋求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軍事上更緊密的合作，試圖在地區乃至全球範圍內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日本政府將紀念核爆受害者活動政治化的行為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相關紀念活動應去政治化，脫離意識形態和陣營對立色彩。作為二戰戰敗國，日本本應在戰後深刻反省歷史錯誤。它只有正視歷史、尊重事實、反思錯誤，維護好以《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為基礎的二戰後國際秩序，以實際行動走和平發展道路，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信任，才能為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出積極貢獻。（孫家珅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