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選（即議會選舉）于當地時間7月4日舉行，這次大選將為英國開啟新方向。英國各大政黨紛紛把國內事務作為執政重點，尤其把經濟和民生放在首位。然而，外交和內政相互作用，外交很多時候決定著內政的溫度與走勢。筆者認為，無論工黨還是保守黨最終獲勝，英國的外交政策都需作出全面調整。

近代以來，英國一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試圖主導國際格局走勢。當前執政的保守黨在過去執政的14年中不斷調整英國的對外政策，但實際效果是讓英國在國際上的路越走越窄。回顧過去14年，保守黨政府大體經歷了外交自主、重新定位、趨美附勢和迷茫無力等四個階段。

2010年卡梅倫帶領保守黨以微弱多數戰勝工黨，由於其與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英國的外交政策基本跟隨美國步伐，借機尋找更多符合英國利益的發展空間。但卡梅倫也意識到，英國的外交政策必須獨立自主，以彰顯其大國地位。2015年大選後，卡梅倫政府以更加開放的心態看待世界格局，積極發展對華關係，打造中英關係“黃金時代”以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這種外交政策既體現了英國對外政策的自主性，也向世界傳遞了英國在外交上的智慧。

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陰差陽錯地把英國帶離了歐盟。一時間，英國內部輿論譁然，“脫歐派”與“留歐派”的分歧與對立難以癒合，並導致保守黨內部意見分裂。面對已選擇了“脫歐”的政治現實，保守黨經過特雷莎·梅和鮑裏斯·約翰遜才把局勢穩住，並重新審視英國的外交定位，打出“全球英國”的口號試圖恢復英國的大國地位。

政治現實是殘酷的，英國早已失去了領導世界的能力和實力。拋開歐盟這個平臺，英國必須借助其他平臺發力。英美關係的加強似乎是必然之選，約翰遜政府不得不站在美國立場制定英國的對外政策。從美國視角出發，英國不再把自己看作大歐洲的一員。正因為從美國利益出發，英國開始把中國視為“系統性競爭對手”。實際上，掌控歐洲和對華競爭是美國的外交主張，英國的對外政策實則是一味地去附和美國，從而失去了自主判斷。

當前，保守黨政府在對外政策上顯得迷茫無力。儘管特拉斯的繼任者蘇納克延續了此前保守黨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但也表現出客觀理性的印跡。比如，在對華關係上，蘇納克政府也主張對華積極接觸與合作。但是，英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存在感變弱，難以影響歐洲的外交風向，於是其在對外政策上的迷茫是必然的。

歷史上，幾次重大時刻和英美世紀權力交接，英國都審時度勢並在國際格局變化中找到了合適自己的國際地位。因此，英國並不缺乏務實、精明、圓滑的外交經驗，也不缺少正確引領英國發展的政治家。問題是，英國的執政黨怎樣直面客觀現實和國際大勢，理性地作出抉擇。　

本次大選結束後，若是保守黨繼續執政，蘇納克需要跳出只關注內政的狹隘思維，把內政與外交結合起來，從國際大局出發思考英國的未來。若工黨上臺執政，其領導人斯塔默組建政府更有調整內外政策的必要性和改革的動力。斯塔默在大選中主打“變革”牌，執政後必然改變先前保守黨的內外方針，否則他無法回答民眾在辯論中提出的“你們倆（蘇納克和斯塔默）真的是我們選出的擔任我們偉大國家的下一任首相嗎？”這樣的問題。當然，帶領英國在外交上取得卓越成就，這本身就極具挑戰性。不過這也並非難事，澳大利亞工黨就是個鮮活的例子，英國工黨可以借鑒，在找到自己位置的同時作出理性、有效的外交抉擇。（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英國研究中心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