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不久前在華盛頓訪問時大秀“業績”，宣稱北約32個成員國中已有23國今年軍費開支“達標”，達到或超過本國GDP的2％。2014年，在美國“拱火”和地緣政治緊張雙重壓力下，北約設定“軍費開支至少佔GDP　2％”的目標。北約歐洲國家隨即開始向2％看齊，軍費開支一路飆升。其他一些國家也或主動或被動的跟進，導致“2％現象”進一步擴散。

現在，“2％現象”越來越演變成一種全球性趨勢。2023年美國軍費開支繼續增長，以9160億美元“穩居”全球第一。在美國帶動下，其他多國出現軍費增長熱，尤其是其所謂盟友或夥伴國家。隨著北約歐洲國家及加拿大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北約全員實現“2％目標”或為時不遠。日本計劃到2027年將防衛費翻倍，達到GDP的2％。南韓發佈《2024至2028年國防中期計劃》，計劃未來5年投入約2700億美元用於軍費開支。澳大利亞發佈首份國防戰略報告，計劃未來10年內再增加約326億美元國防開支，將國防開支佔GDP比重提升至2.4％。菲律賓2024年軍費預算出現創紀錄增長，馬尼拉欲以更大力度採購現代化武器裝備。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軍費開支達到創紀錄的2.4萬億美元，較去年增長6.8％，係15年來最大增幅；而且幾乎所有地區的軍費開支都呈上漲趨勢，歐洲、亞太、中東地區增幅尤為明顯。

“2％現象”在多國出現，根源在於全球安全環境惡化。其一，地緣政治衝突頻發，“不安全感”在全球蔓延。在動蕩的國際局勢下，安全被視作一種“稀缺資源”，多國調整國家安全戰略，追求提升武力以確保自身安全。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刺激歐洲地緣政治意識“覺醒”，歐盟《安全與防務戰略指南針》、德國首份《國家安全戰略》、英國新版國防戰略文件等一系列戰略文件，無不重新強調軍事安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新一輪巴以衝突的爆發，則是中東國家2023年軍費開支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

其二，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硬實力”重要性更加凸顯。軍事實力是美國霸權地位的核心支撐之一。為維護全球霸主地位，美國在持續增加本國軍事投入的同時，也開始竭力武裝盟友，以達到“1＋1＞2”的效果。美國將“2％”的軍費開支目標下沉到北約歐洲國家、日本、澳大利亞等關鍵盟友身上，並強化與盟伴的軍事合作，加大武器裝備以及軍事技術的轉讓和擴散力度。

其三，陣營對抗風險上升，冷戰思維死灰複燃。受俄烏衝突刺激，北約重整旗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竭力展現“團結”一致對俄。與此同時，美國大肆宣揚“民主對抗威權”敘事，著力渲染“中國威脅”，趁勢在亞太地區推行集團政治、挑動陣營對抗。美國推進所謂“印太戰略”，拼湊多個“小圈子”“小多邊”機制，將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引入亞太。在冷戰思維作用下，一些國家追求自身絕對安全，導致國家間猜疑大於信任、競爭大於合作、對抗大於對話。

目前看來，“2％現象”仍在蔓延，全球軍費開支繼續呈現快速增長態勢。俄烏、巴以兩場衝突延宕，相關國家對武器裝備、彈藥的需求空前增加。另外，受大國競爭、陣營對抗驅使，美國及其盟友還將繼續砸重金提升軍事實力，核力量、先進武器裝備、新興關鍵技術等正成為重點投入領域。

美國及其盟友盲目追求軍費增長，非但不能保安全促發展，反而會加劇安全和發展困境。首先，“強武力”“秀肌肉”不能平息爭端衝突，只會火上澆油。烏克蘭危機爆發後，北約加速擴軍、擴員，與俄羅斯形成空前對峙。兩年過去，衝突沒有結束，局勢依然緊張。北約同俄展開“核鬥法”，國際社會對於核戰的擔憂再次上升。通常，全球軍備快速擴張的時期也是戰亂衝突頻發的時期。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共記錄了183起地區和地方衝突，創近30年之最。

其次，盲目軍備擴張或激發新一輪軍備競賽、加劇全球安全困境。軍備控制和競賽的態勢是衡量全球和平與安全的“晴雨錶”。冷戰後，和平與發展成為主流，國際軍控取得重大進展。而近幾年，美俄相繼退出若干重要軍控條約，不斷拔除限制軍備競賽的“護欄”，大國軍備競賽勢頭回升。受此刺激，多國安全焦慮加劇，轉而訴諸擴張軍備，被進一步捲入安全競爭的惡性迴圈之中。

最後，安全與發展的天平持續失衡，拖累本國乃至全球發展事業。一國維持軍費開支快速增長，很多時候是以犧牲國內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領域投入為代價。歐盟2023年GDP增速僅為0.4％，與其軍費開支增長速度形成鮮明對比。美國聯邦2023年可支配預算的62％用於軍事化項目，只有不到一半的預算留給醫療保健、住房、營養援助、教育等國內事項。同樣，國際社會對軍備競賽投入越多，對可持續發展、減貧、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事務投入相對就越少。

實踐證明，一味追求軍備擴張以實現自身絕對安全，無異於飲鴆止渴。只有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才能真正破解安全困境，實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