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良 中國網特約評論員

近日，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舉行“波音破碎的安全文化”聽證會。參議員理查德•布盧門撒爾主持聽證會，波音CEO卡爾霍恩參加此次聽證會。另外，兩起737MAX空難遇難者家屬也到場參會。這對波音來説，註定是一場“血雨腥風”的聽證會。

聽證會進行前，參議院調查小組公佈了又一個波音問題“吹哨人”山姆•莫哈克的舉報聲明，指控波音管理不到位，使不合格零件可能被裝在波音飛機上。“吹哨人”聲稱，他向波音管理層通報相關情況後，很快就遭到警告，要求他不得繼續討論相關事宜並威脅要解雇他。而參與質詢的美國參議員也是火力全開，拿出多人的證言，指控波音系統性對“吹哨人”進行打擊報復。面對如山鐵證，卡爾霍恩不得不在聽證會上公開承認波音管理人員存在惡意打壓“吹哨人”的情況，這也是波音首次承認這一行為。

此外，聽證會上，多個參議員連番炮轟波音長期以來存在的種種問題：對機身品質問題視而不見；將不合格件裝在飛機上；刻意削減質檢環節，無視發現的品質問題；在2019年737MAX空難之後並未吸取教訓依然我行我素。

而卡爾霍恩在面對參議員喬希•霍利的提問時，更是強調其對波音安全紀錄感到驕傲。作為公司掌門人，卡爾霍恩對波音過去幾年所犯的錯誤（737MAX空難、空中飛門事件等）以及被發現的問題（生産線品質管理問題）毫無悔意。由此可見，波音的問題出在其包括董事會在內的領導層，波音的安全文化與企業戰略出現了巨大問題。

在20世紀波音的黃金時期，主導波音的是工程師文化，整個波音的目標是“造出最好的飛機”。而到了21世紀，隨著波音與麥道完成合併，華爾街金融資本進入波音董事會，使波音領導層的價值取向從“産品優先”變成“利潤優先”。這導致波音從一家立志於“製造最好飛機”的企業，變成“給股東創造最大利潤”的公司，由此導致的是，過去二十多年來波音不斷在玩金融遊戲，使其財務報表更好看，讓股東們更滿意。

波音作為一個製造業企業天然就是重資産運作，利潤率並不高。但追求報表好看的董事會決定將大量的生産和製造部分剝離出售，只保留飛機設計和總裝，達到“輕裝上陣”目的。把這些“吃力不討好”的製造部分剝離後，再用外包模式降低成本，由供應商負責製造。原本製造飛機機身的波音威奇塔工廠就在2005年被出售，變成勢必銳公司，並作為供應商繼續為波音生産機身。波音只需要獲得價格更低的機身成品就行了，至於勢必銳生産的機身品質是否合格，那就不是現在的波音所關心的了。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最終導致今年年初阿拉斯加航空737MAX9“空中飛門”事件，以及在後續調查中發現的大量違規行為。

今年3月，美國FAA對波音公司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波音89項産品審查中33項未能通過，總共出現97個涉嫌違規問題。其中，勢必銳公司的13次産品審查，竟有7次不合格。甚至檢查人員還驚恐地發現，生産線上的工人用洗潔精當潤滑液來安裝艙門，用酒店房卡來測量安裝縫隙。而這恰恰反映出波音為“降本增效”只管壓低供應商價格，卻絲毫不管生産品質的問題。

波音在過度金融化過程中透支了未來。2013年到2019年間（737MAX連續發生兩起空難），波音一共耗資434億美元進行23次股票回購以抬高股價取悅股東。在737MAX第二起空難發生後的2019年6月，波音依然掏出26.5億美元的現金進行股票回購，裝作一切如常。多達434億美元的資金用來抬高股價，而這筆錢足以研發三款全新的飛機。新機型研發的斷檔，使波音面對空客的A320neo飛機時毫無應對措施，沒有能與之匹敵的新機型。於是波音只能把20世紀60年代研發出來的暢銷機型737升級為737MAX。

在聽證會上，卡爾霍恩多次站起並向聽眾席上兩起737MAX空難的家屬道歉，但是道歉有用嗎？這一幕早在2019年就已上演過了：氣勢洶洶的參議員、謙卑的波音CEO、憤怒的家屬。時過境遷，波音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在5年後又搞出“空中飛門”這樣更大的醜聞。

波音的問題不在工廠的生産線上，而在波音董事會裏。對美國政府來説，開再多的聽證會也不能從本質上解決波音問題，需要拋棄“網開一面”的想法，真正對波音採取行動，施加令其痛徹心扉的懲罰，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罰酒三杯”。

編審：唐華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