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龍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隨著日本右傾化的加劇，日本政府在安保裝備出口問題上不斷突破現狀。2022年12月，岸田政府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個文件，重新討論、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實施方針。2023年4月，日本創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制度（OSA），以便於向其他國家實施包括安保裝備出口在內的安保援助。在此基礎上，岸田內閣於今年3月26日通過決議，日本可以將日、英、意三國聯合開發的最新性能的下一代戰機向與日本簽訂《防衛裝備技術轉移協定》的美、英、澳、菲等15國出口。這一系列舉動，標誌著日本在安保裝備出口問題上發生重大轉變。

日本不遺餘力地推動安保裝備出口，有其深刻的國內、國際戰略考量：一是為促進軍工産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近年來，日本軍工産業日漸衰退。2016年，日本在與德、澳聯合競標價值約400億美元核潛艇建造上輸給法國。2019年以來，小松製作所、三井E&S造船、住友重機械工業、島津製作所等防衛企業相繼退出防衛産業市場。因此，日本政府意欲通過安保裝備出口，助推相關軍工産業體系的發展，進而拉動日本經濟的快速復蘇。日本無論是與英、澳、菲等國的安保裝備合作，還是向美國出口在日本生産的“愛國者”防空導彈，抑或是向第三方出口下一代戰機，均具有明顯的經濟導向性。三菱重工、三菱電機等相關日本軍工企業，均積極歡迎日本政府在下一代戰機出口問題上的最新決定。

二是增強對華制衡能力。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中日綜合國力差距逐漸拉大，兩國地區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同時，受美國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理念的衝擊，日本國內對美國的不信任感上升，認為僅依靠美國難以應對“威脅”。日本通過加強安保裝備出口，既能增進日本與相關國家安保合作的緊密度，擴大日本聯盟性合作的範圍與程度，也能增強與中國存在領土分歧國家的軍事能力，提升相關國家在南海等地區牽制中國的作用，緩解日本在東海地區對華競爭壓力，提高其他國家與日本進行安保合作的意願。

三是為擺脫戰後體制束縛、為成為“能戰國家”作準備。日本政府多年來不斷蠶食和平憲法和“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使日本和平憲法日益“空殼化”。日本執政黨在向第三方出口下一代戰機問題上達成的共識，使日本在安保裝備上形成“進口-合作-出口”全面突破和平憲法的態勢，擴大日本安保裝備技術出口的輻射範圍，以期在正式修改和平憲法前造成修憲的“既定事實”，為最終修改和平憲法、擺脫戰後體制束縛、成為“能戰國家”作好輿論與實踐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持續加強安保裝備出口，具有較強的對華指向性，不僅阻礙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順利開展，也將對中國周邊地區和平與穩定帶來嚴峻挑戰。日本對相關國家的安保裝備出口，不僅提高相關國家的軍事能力，還將刺激相關國家在對華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增加中國與菲律賓、印度等鄰國解決問題的難度。這將極大增加國際社會軍備競賽呈螺旋式上升的可能性，從而推動亞太地區局勢向“新冷戰”方向演進。

如今，日本在安保裝備出口問題上的立場日益激進，罔顧曾給亞洲各國帶來沉重災難的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歷史，引發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強烈擔憂。切實尊重周邊鄰國的安全關切，深刻反省侵略歷史，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實際行動取信于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才是日本政府應該選擇的正確道路。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