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東 中國人民大學國有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

今年以來，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新年首次集體學習，到全國兩會參加團組審議討論，再到兩會後首次赴地方考察，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産力是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關注的重點之一。當前，社會各界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質生産力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其內涵、特徵和發展路徑引發全社會的討論。發展新質生産力是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內在要求、根本遵循和內生力量，將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産生深遠影響。

新質生産力具有重要的結構意義、戰略意義和長期意義。新質生産力具有顯著的結構意義。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本質就是經濟結構的轉型，新質生産力抓住了經濟新舊結構轉化的本質，體現了通過關注變化，以經濟結構轉型實現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深刻思想。新質生産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當前，國家間競爭的關鍵是科技競爭，新質生産力聚焦創新發展，強調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在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産力的過程中，全社會進一步推動了創新發展，有利於加快實現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任務。新質生産力具有鮮明的長期意義。儘管短期內我國經濟增長仍然面臨很多挑戰，但新質生産力強調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這不僅展現了黨中央對經濟發展長遠動力的深切關注，也將為中長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發展新質生産力需要制度保障。新質生産力思想的核心是創新發展，通過發展新技術、新産業、新模式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在制度經濟學看來，經濟發展的過程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有機結合。落實新質生産力的經濟主體包括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這些行為主體的決策並非發生在真空之中，經濟主體的決策和行動必然受到制度環境的約束。通過制度創新改善行為主體的決策和行動，能夠推動技術創新。制度通常具有很寬泛的內涵，包括宏觀層面國家體制和機制的安排，也包括一些微觀制度設計。我國宏觀制度是相對更確定的，具有顯著制度優勢。在一些發展領域，通過舉國體制進行統一規劃，集中力量開發新産業和新商業模式，要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充分發揮國家在政府機構改革、推動企業發展、推動新興産業發展的頂層制度設計上的優勢。

以數字經濟發展為例，自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起，到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將數據與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知識並列為按貢獻參與分配的七大要素，再到《“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和《關於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數據要素市場收入分類的框架大體成形。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組建的國家數據局，改變數據管理的職能分散局面，為數據要素和數字經濟領域發展提供制度保障。這些制度安排為發展新質生産力奠定了堅實的宏觀制度基礎。

夯實新質生産力的微觀制度基礎。新質生産力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層面，而必須通過紮實的工作將其真正貫徹到實際行動中。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發展新質生産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産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各地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先立後破、因地制宜、分類指導。”這一重要指示為發展新質生産力提供了重要遵循。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産力仍然需要地方政府、各類企業和個人紮實工作，積極進取，把各項工作落到實處。然而，經濟主體的決策和行動都是在一些特定制度環境下作出的，制度給行為主體提供一種激勵或約束。夯實地方政府、各類企業和個人的微觀制度基礎，對推動新質生産力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夯實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制度。新質生産力核心特徵是創新，創新主體是企業。隨著新質生産力相關工作的推進，很多地方政府把發展新質生産力作為重要工作。地方政府工作的重點是為企業創新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企業發展面臨很多選擇，創新並不是其唯一選擇，需要通過制度安排，特別是長期發展的激勵，引導企業積極推動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也指出：“加強企業主導的産學研深度融合，強化目標導向，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産業化水準。”

第二，夯實創新主體的協同制度。現如今的創新和傳統創新有很大差異。傳統創新更多表現為單點式、個體化的技術創新。當今時代對協同創新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比如晶片産業創新，並非單一企業的孤軍奮戰，而是需要國家層面的戰略規劃、高校的科研支援、企業的技術攻關，乃至個人的智慧貢獻，各方協同合作，共同推動創新發展。通過創新合作模式，積極推動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創新協同，推動高校和企業之間産學研一體化發展。

第三，夯實創新主體的監管制度。創新監管制度對創新行為具有重要影響。新技術、新模式和新業態可能與傳統的的監管制度發生衝突。一些研究表明，採取信任監管、寬鬆監管等包容審慎的監管措施，通過構建新型觸髮式監管機制，可以為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留足空間，同時也能夠堅守安全和品質底線。發展新質生産力，需要應對好創新的超前和監管相對滯後的矛盾，微觀主體的監管政策要有更好的前瞻性和審慎性。

第四，用好微觀主體的産權激勵。新質生産力天然具有不完全契約的性質，這意味著可能無法通過薪酬激勵、補貼或監督等傳統激勵手段，完全激發出微觀主體發展新質生産力的積極性。在存在不完全契約的情形下，明晰産權通常被視為一種有效的激勵方式。通過權力配置，減少事後再談判的機率，可以提高事前的投資激勵。例如，中國曾經存在大量鄉鎮企業，儘管鄉鎮企業家不擁有企業所有權，但控制權激勵卻在其經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史也證明，産權制度更加穩固是經濟結構性變革的重要特徵。

第五，打造寬容個體失敗的制度。新質生産力天然具有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意味著很可能發生投資的失敗。為了鼓勵行為主體進行未來的投資，微觀上需要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來降低不確定性，從而增強對未來投資的信心。這就要求建立寬容失敗的微觀制度、企業創新的有限責任、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鼓勵試錯的運作機制，以降低不確定性對投資的衝擊。通過加強微觀主體應對不確定性的制度安排，並借助穩定的預期，能夠有效地激勵對新質生産力的投資。

第六，關注新質生産力的分配效應。新質生産力是創造性破壞，不可避免地會産生一些替代效應。比如，人工智慧的發展導致了勞動力的替代，增加了部分群體失業的風險；新舊設備的替代，使得已有設備投資成為沉沒成本；大企業更容易實現數字化轉型，使得中小企業在競爭中面臨更大壓力。新舊替代一定會産生一種分配效應，進而導致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問題。為緩解由此帶來的利益衝突，我們需要建立相應的補償制度或保障制度，以平衡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係。在實現均衡利益的前提下，團結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推動新質生産力的發展。

發展新質生産力既要有頂層設計，也要有底層邏輯。夯實新質生産力發展的微觀制度基礎，能夠充分激發億萬經營主體的活力，新質生産力的新動能就會不斷涌現。

編審：唐華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