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龍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近年來，日本政府積極介入臺海事務，不斷加強對臺海局勢的關注。日本部分保守政客常就台灣問題發表不當言論並採取相應行動，嚴重擾亂亞太地區秩序的穩定。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曾揚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聯盟有事”；2022年8月，日本前首相、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竄訪中國台灣地區，成為日臺“斷交”後竄臺的最高級別日本政客；今年1月10日，麻生太郎再次就台灣問題發表言論，妄稱“台灣有事”極可能成為事關日本生存的危機事態。

日本部分政客熱衷介入台灣地區事務、炒作“台灣有事”等話題，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為了制衡中國崛起，緩解東海地區壓力。近年來，中國在釣魚島海域等東海地區的正常維權行動有所加強，日本則受綜合國力所限，在中日領土領海爭端中陷於被動。因此，日本意欲在台灣問題上加強對華施加外交、輿論壓力，以“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台灣地區）”等所謂“中國威脅論”敘事，進行對華污名化，牽制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的行動力度，延緩中國和平統一進程。同時，日本政客意圖通過炒作台灣問題，使中國主要精力集中在台灣事務方面，進而牽制中國在東海地區維護國家領土領海安全的精力，達到降低日本在東海地區與中國競爭壓力的目的。

其次，是為了爭取日本保守主義勢力的支援。日本在簽訂《馬關條約》之後，對中國台灣實行了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直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二戰後，日本國內保守主義勢力對台灣地區始終抱有錯誤的“台灣情節”。即便在日臺“斷交”後，日本保守政客仍與台灣地區保持著較緊密的聯繫——自民黨內部甚至存在所謂的“台灣幫”。隨著日本右傾化的加劇，日本保守主義勢力擴大，部分保守政客為維持、擴大其政治影響力，積極拉攏日本國內“親臺”勢力，不斷蠶食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與內涵，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瘋狂試探中國的底線。特別是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襲身亡後，荻生田光一、世耕弘成等日本保守政客，為爭奪“安倍遺産”積極竄訪中國台灣，加強對台灣事務的關注與介入力度，積極為“台獨”分子的分裂行動吶喊助威。

最後，是為了加強安保能力建設、擺脫戰後體制束縛。渲染安全威脅，是日本政府提高安保防衛能力的重要手段。近年來，日本政府通過大肆炒作所謂“中國威脅論”、朝鮮威脅，持續加強安保能力建設，通過強制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三文件等方式，加強所謂的“反擊能力”（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建設，不斷提升防衛預算，並計劃在2027年將防衛預算提升至GDP的2%。另外，日本國內和平主義勢力仍保持著一定的影響力，和平憲法對日本增強安保能力建設起著根本上的制約作用。日本保守政客為弱化和平主義勢力的反對聲音，極力構建“台灣有事”等話語敘事，甚至主觀地將“台灣有事”與日本“危急存亡”相聯繫，營造日本安全“危在旦夕”的緊迫感，擴大日本民眾對日本政府保守主義政策的支援，加快使日本成為“能戰國家”，實現其擺脫戰後體制束縛的夙願。

日本保守政客炒作“台灣有事”對中日關係、亞太地區局勢的穩定均帶來嚴峻挑戰。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是中日關係保持長期穩定的重要基礎。這些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家間政治文件對台灣問題有著明確的表述。如今，日本保守政客罔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與當前台灣問題實際情況，不斷炒作中國“台灣有事”等話題，粗暴地干涉中國內政，阻礙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穩定發展。同時，日本保守政客的此類行徑，極易助長島內“台獨”分子的囂張氣焰，使其在“謀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日本政府則借機增強安保軍事化進程，深化亞太“小多邊”安保合作，增強了相關國家的不安全感，擴大了安全困境的地理範圍，使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面臨新的挑戰。

日本政客以維護“法治”的衛士自居，卻不斷破壞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日本政府以維護國際秩序自詡，卻不斷在台灣問題上與“台獨”分子的單方面改變現狀相呼應，不斷破壞建立在《開羅宣言》等國際條約之上的二戰後國際秩序。麻生太郎等日本政客在台灣問題上大放厥詞，妄議中國內政，甚至鼓吹插手干預，這完全是不自量力且心懷不軌。如果日本執意把中國內政同日本的所謂“安全”綁在一起，必將給自身和地區造成災難性後果。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