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加拿大環球華報總顧問

2024年元旦，日本石川縣近海發生芮氏7.6級地震，並引發大海嘯警報。13年前的“3.11”芮氏9.1級大地震併發生大海嘯，導致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受到嚴重損壞，由此衍生的“核污水”排海問題至今仍困擾著全球關注環境和核污染的人們。如今地震、海嘯又至，地震多發的日本為何如此熱衷核電？

2023年7月1日，民眾手持“反對向海洋排放福島核污染水”字樣的標語在南韓首爾參加集會。新華社發（李相浩攝）

“福島核事故”之前，支援大力發展核電

作為迄今為止地球上唯一被原子彈攻擊過的國家，戰後初期的日本對發展核能一度持抵觸態度。但這種抵觸持續時間非常短。1954年，為減少自身負擔，美國開始推動日本發展核能，美國中情局（CIA）等機構在日本展開秘密活動，以期扭轉日本民眾對核能的反感。在美國的推動下，日本出臺《原子能基本法》，規定日本“核能利用僅以和平為目的”，同時編列2.3億日元的核預算，正式啟動日本官方核能戰略。1963年，日本第一座試驗性核反應爐JPDR投入運作；1966年，第一座商業核反應爐——東海發電站並網發電；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導致全球油價抬升，日本又將核能列為“國家戰略重點”。

早期，日本用於研究和商用核反應爐技術主要來自美國，西屋電氣和通用電氣成為早期日本核能最重要的設備和技術來源。此後，日本開始注重發展自身的核能研發能力，日立、三菱重工和東芝電力號稱日本核能設備研發“禦三家”；核能研究機構方面，幾經改組後，目前活躍的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JAERI）、日本核迴圈開發研究所（JNC）和日本原子能機構（JAEA），均為政府資助、接受政府指導的官方機構。

直到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前，日本官方的政策都是大力發展核能。2007年4月18日，日本和美國簽署《美日聯合核能行動計劃》，旨在建立聯合研發核能技術框架，合作推動新一代核能技術的發展。2011年，日本已有21座核電站，運營著54座現役核反應爐，全國約30%的電力來自核電，並且還計劃在2017年將這一佔比提升至40%。

“福島核事故”之後，短暫“棄核”又緩慢重啟

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後，日本核電安全管理的巨大問題被曝光，加之日本政府和核電運營機構“帶病操作”、為確保核電項目開工而偽造民意等惡劣行為，導致日本社會反對核電聲浪大漲。迫於壓力，2011年5月就任的菅直人內閣，開始著手推動關閉核電站，至2013年5月，最後一座核電站——柏崎刈羽關閉，日本核電佔比自1970年以來第一次降至零。但這種“零核電”態勢僅僅維持5天即被打破，此後，日本又開始緩慢重啟各地核反應爐。

2022年10月，岸田文雄內閣公佈了日本核電站有關新建項目和許可證延期的新戰略，該戰略包括在 2023 年夏季之前重啟柏崎刈羽核電站機組。11月20日，日本政府提交新版《核政策草案》，不僅將日本核電站運營壽命從40年提到60年，還計劃進一步提到80年，並時隔多年重新規劃建設新反應堆，稱政府將促進下一代反應堆的開發和建設，以取代即將退役的核電站。不僅如此，日本內閣還計劃分兩批重啟多達16座封閉的核反應爐。引發國際軒然大波的“福島核電站排放水風波”此時進一步激化。岸田文雄內閣顯然在為重新倚重核能一再狠踩油門提速。面對2024年元旦突如其來的地震、海嘯，岸田內閣是否將會執意重啟核原計劃的電站項目，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日本為何對核能“癡心不改”

首先，日本自然資源非常貧乏，約80%的一次能源需求依賴進口。特別是近90%的原油來自中東，核能能夠大幅降低日本對石油的依賴度。當前，烏克蘭危機持續，中東局勢動蕩，讓嚴重依賴油氣進口的日本感到危機。2021年和2022年冬，日本兩次經歷“電荒”和電價暴漲，這令國內支援重啟核電的民調指數飆升，從而給“重啟派”以極大支援。

其次，政黨輪替也是日本核政策變化的重要因素。“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後的“棄核”政策，主要由民主黨內閣推動，捲土重來的自民黨內閣出於自身利益考量以及經濟發展需求，2014年4月，日本政府將核能列為“國家最重要的能源”，並隨之以“實現現實且平衡能源結構”的名義，推動重啟核反應爐進程，截至2015年6月，日本54座被關閉的核電站竟有24座正式提交了重啟申請。2017年8月，岸田文雄在“綠色轉型會議”上表示，為了克服迫在眉睫的電力供應緊張危機，必須採取最大措施，在未來幾年，動員所有可能的政策，併為任何緊急情況做好準備。

最後，民意的微妙變化也給了日本政府和核電運營部門更多勇氣。由於日甚一日的“電荒”和能源價格上漲影響企業和家庭生計，一度“灰頭土臉”的核電被重新“洗白”——民調顯示，48%的日本人支援建設新一代核電站，32%的人反對，20%的人尚未作出決定。日本自民黨內閣對核電的政策實際上從來沒變，就是要保，民意的逆轉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可以推動核能成為日本能源戰略的支柱之一。

烏克蘭危機也給了日本提供重啟“核復興”的國際環境。歐洲各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情況，美國和歐佩克在石油産量、價格問題上的利己主義博弈，以及周邊國家對核能發展的重視，都讓原本就不想放棄核能的日本相信，此時加速重啟核能，可以克服福島事故所帶來的阻力。

勿忘“福島核事故”教訓，一旦出錯代價巨大

然而，福島核事故的教訓是不可以忘記的。

2008年，在東京舉行的八國集團核安全小組會議上，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專家警告，7級以上的強烈地震可能會給日本核電站帶來嚴重問題。2012年研究機構的一項調查確定“東京都市區在未來四年內發生7級地震的可能性為70%，在30年內發生7級地震的可能性為98%”。根據全球地震危害評估計劃的數據，全球共有48座商業運營的核反應爐位於“極高”或“高”的地震危險地區，其中，日本多達35座之多——日本幾乎全境位於地震帶上，想興建核電站又避開地震高危區域近乎不可能。

雖有不少專家對日本不得不發展核能表示理解，但同時也明確指出，核能一旦管理不佳，會十分危險，核能和核廢料的善後又十分困難且成本巨大。

新的地震、海嘯再次提醒日本朝野，缺乏技術支援、完善規劃和良好管理的核能是“危險”的，在日本這個人口密度高、矗立在地震帶上的國家，一旦出錯，成本和代價也必然是巨大的，非但害己還將殃及世界。不得不發展核能或許是日本的無奈和“剛需”，但關注日本核能安全和核監管隱患，則是世人的無奈和“剛需”。

編審：蔣新宇 李智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