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鄭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為解決全球安全難題、消除國際安全赤字、促進人類共同安全提供了中國方案。2023年2月21日，中國發佈了《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進一步闡釋了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理念與原則，明確了倡議重點合作方向以及合作平臺和機制。其中，明確提出：“支援在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推進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通過瀾湄合作專項基金實施相關合作項目，努力打造全球安全倡議實驗區”。瀾滄江—湄公河地區的建設與發展正引發越來越高的關注。

2016年一部名叫《湄公河行動》的電影在中國上映，這部影片根據2011年發生的“湄公河慘案”真實事件改編而成。當年的“湄公河慘案”中，兩艘中國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襲，13名中國船員遇害。案件發生後，在中國牽頭下，中國、寮國、緬甸、泰國四國警方建立了湄公河地區執法安全合作機制，使“湄公河慘案”得以快速偵破，案件的主犯等也迅速被繩之以法。2011年12月，四國合作啟動了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使瀾湄地區執法安全合作走向常態化。

今年8月，中國、寮國、緬甸、泰國四國警方又聯合啟動了一項針對本區域賭詐及由此衍生的人口販運、綁架、非法拘禁等犯罪的專項合作打擊行動。很多人認為，這是繼2011年“湄公河慘案”專項聯合行動後，四國警方的又一次大型跨國聯合執法行動，並將此次行動稱為“湄公河行動2.0”。

兩次專項聯合行動，都折射出了瀾滄江—湄公河地區嚴峻、複雜的安全治理形勢。對比兩次行動可以發現，瀾湄地區安全問題演變的內在機制以及治理都經歷了非政治化、政治化、安全化、暴力化的發展階段。

非政治化，是指該問題沒有進入政治議程，被視作一般的治安問題或非傳統安全問題，一國警方就能處理和應對。政治化，是指將政治或政治因素引入或應用於非政治領域，導致非政治領域的問題或事件變得政治化。一旦該問題發展成為一個政治問題，那就需要在政治上進行綜合的應對。該問題的應對就不再局限于警方，尤其是一國警方的範疇內，而是需要多個部門進行綜合的處置。當該問題進入安全化階段以後，就表明更大範圍的人在主觀上感受到因為這個問題的存在，自己的“安全感”受到了威脅。這個問題也就從既有的警務或非傳統安全問題，向傳統安全問題進行了外溢和性質轉換。暴力化，是指該問題已經對較大範圍人員的安全和利益産生了嚴重威脅，同時這個問題由於與諸多利益相關方有糾葛，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應對策略已經起不到什麼實際效果，必須通過特殊的暴力手段甚至是軍事手段才能加以解決。非政治化、政治化、安全化、暴力化在性質上是不斷升級的，産生的影響和破壞性也依次遞進。

最佳的治理階段，顯然是在非政治化階段，其次是政治化階段。進入安全化階段以後，由於事件關注度變高，情況就開始變得複雜敏感了。遺憾的是，無論是“湄公河行動1.0”，還是“湄公河行動2.0”，都是在事件進入安全化甚至是暴力化階段以後，才促使四國進行聯合執法合作。這個階段的安全治理的成本是最高的。

長期以來，瀾湄地區的安全形勢一直有其獨特性和複雜性，跨界毒品販賣、槍支走私、人口販運、搶劫、勒索、綁架等犯罪活動較為頻發。這些犯罪活動，在非政治化階段往往不容易被各國警方關注到。就算被關注到，由於部分流域國家的執法能力較弱，往往需要在事件進入政治化階段以後，才能推動四國警方開啟對話合作、共用執法資源。而在這兩次“湄公河行動”中，政治化階段都未能推動四國警方進行實質性的聯合執法行動，當事件發酵到安全化階段以後才驅動相關各方採取切實有效的聯合執法行動。這一定程度上成為制約瀾湄地區安全治理提質升級的一個“瓶頸”。

當前，瀾滄江—湄公河地區電信網路詐騙等新的安全治理形勢，正迫切需要相關方能儘快突破安全合作的“瓶頸”，在現有四國聯合巡邏執法、聯合掃毒、打擊電信網路詐騙等跨境犯罪多邊聯合專項行動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聯合執法等警務合作走深走實，強化情報和資訊交流，創新聯合清剿、協作抓捕、證據交換、共同審訊、嫌疑人移交等體制機制。尤其是，應力爭在地區安全事件處於非政治化階段就採取執法行動，防患于未然。（作者是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