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雪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近來，美國頻頻炒作所謂中國“經濟脅迫”，威嚇盟友。這實際是美國對華開展輿論戰的手段之一，也是為聯合盟友遏制打壓中國找藉口。

5月以來，美國總統拜登、財政部長耶倫等政府高官頻頻發聲，譴責所謂的中國“經濟脅迫”；在G7廣島峰會上，美國又引領各方共同應對“經濟脅迫”，目標直指中國；僅5月，美國國會眾議院規則委員會、“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就相繼召開聽證會，討論如何應對所謂中國“經濟脅迫、侵略和掠奪”。美國以“中國操縱貿易、援助和商業投資，通過強加經濟成本影響他國決策，進而實現自身戰略意圖”，企圖給中國扣“經濟脅迫”的帽子。

美國熱炒所謂中國“經濟脅迫”有其深意。政治上，美國通過製造靶子，激發國內危機感，驅動中美競爭。美國認為“經濟脅迫”是“中國威脅論”的現實反映，通過渲染所謂“中國威脅”，美國可成功在國內推動“對外投資審查委員會”“出境委員會”建立，促使《外國公司問責法》《基礎設施建設和就業法》落地，吸引私募和風險投資基金回流。

外交上，美國通過公開譴責所謂中國“經濟脅迫”，提升其國際領導力，促使西方“團結”。美國熱炒“民主人權”“強迫勞動”等議題，僅能推動部分西方國家在單一領域與美國“一致對華”，美國以報復所謂的中國“經濟脅迫”為由，則可以聯合他國對中國採取旅行限制、加徵關稅、進出口限令、經濟制裁等共同行動。

經濟上，美國通過所謂“經濟脅迫論”代替“疫情中斷論”，繼續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疫情結束後，美國急需其他理由使其供應鏈“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合理化。美國通過詆毀中國形象，“揭露中國經濟和商業生態系統不穩定”，説服其他國家將産業遷出中國。通過孤立“受損國”減少“向中國讓步”，協助“受損國”調整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助其更快對華“脫鉤”。

本質上，美國懼怕中國疫情重新開放後，重新激活經濟實力，建立系列法律和法規，在國內合理使用市場準入、數據監管、技術標準、政府採購和反壟斷，塑造美國企業行為。美國更懼怕的是，中國對關鍵供應鏈的控制和貿易影響力，改變美國盟友決策，最終形成可與“美式制裁”相匹敵的國家經濟安全工具。

綜合看，美國對所謂中國“經濟脅迫”的總體認知和集中反制帶有戰略性色彩，反映其對華競爭的政策總基調，很可能對中國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造成重大挑戰。

一是美國炒作所謂“經濟脅迫”可能引發全球反華情緒。在當前歐洲、拉美國家民粹思潮持續上升態勢下，美國“詆毀”“抹黑”舉動極易觸動這些國家敏感神經，引發所謂“中國經濟脅迫論”盛行。如果中國相關貿易和投資項目因管理不善造成不良影響，上述態勢更易全面發酵，中國面臨的輿論風險將大增，給中國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構成衝擊。

二是美國炒作所謂“經濟脅迫”可能對中國産業佈局造成顯著挑戰。美國通過構陷所謂中國“經濟脅迫”，增加其盟友和夥伴國家對供應鏈風險和脆弱性認知，進而構建排華供應鏈。這將抬高中國製造業成本，刺激部分中低端製造業跳過中國中西部地區的産業轉移，外遷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擾亂中國國內經濟與勞動力市場，在中國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總體萎縮的背景下，對中國不利影響可能加深。同時，美國建立的經濟盟友網路既包括新技術産品協調分配，又包含涉及生産、設備及材料的全産業鏈及投資管制，對華形成圍堵，可能迫使外國企業重新評估在華現有業務，需新投資維持現有業務的部分外企項目會因不確定性而暫停或放棄。

三是美國炒作所謂“經濟脅迫”可能令中國承受體系性遏制壓力。繼《反經濟脅迫法案》主張構建反制中國經濟反擊的“盟友圈”後，美國兩黨相繼又在國會發起《確保透明操作以防止中國濫用國際融資法案》，建議削弱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對“絲綢之路”説不法案》考慮在主權數字貨幣領域對華出招。

預計，未來美國排華之舉將不僅限于産業鏈領域，而是將構建全面遏制和打壓中國的經濟金融生態系統。同時，美國借所謂“經濟威脅論”與盟友合作或從雙邊擴展至靈活多邊，可能由此推動不同聯盟進行關鍵和新興技術合作，還可能將該合作延伸至國際機構中，拓展其合作空間，給中國造成更大壓力。

編審：郭素萍 高霈寧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