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近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7月12日閉幕的北約維爾紐斯峰會公告涉華內容和推動“北約亞太化”的企圖進行了嚴正批駁，向全世界揭露北約這個“冷戰活化石”作為西方跨國壟斷資本集團的馬前卒，已經不僅僅滿足於在北大西洋的地理範圍內拱火挑事了。在過去幾十年持續東擴的基礎上，北約和相關國家領導人居然突發奇想，要致力於推動北約“亞太化”，極力拉攏日本和南韓下水，其破壞亞太地區穩定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從“北約東擴”到“北約亞太化”，為了給這一系列波及區域穩定的不正義行徑披上合法權威的外衣，北約的政客們不惜歪曲“二戰史”，又一次祭起了表達虛無主義歷史觀的意識形態鬥爭利器：一家美國智庫出版題為《重振民主兵工廠》的諮詢報告，聲稱烏克蘭危機對武器彈藥的消耗體現了所謂“民主國家”軍工産業的短板，要求美國重振兵工産業，強調了“民主國家”興建大型軍火庫的必要性。

所謂“民主兵工廠”是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于1940年12月在對美國全國廣播聽眾發佈“爐邊談話”時提出的，其語境是動員號召美國朝野摒棄孤立主義，指出“任何國家都不能夠姑息納粹”。羅斯福的爐邊談話發佈一週後，其關於租借法案的動議在國會通過，人類史上最大的軍工機器迅速開動起來，客觀上為戰勝法西斯提供了物質保證。

但時過境遷，北約和美國用同樣的修辭手段把矛頭對準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同時也是對陣營內部行動不夠保持一致國家的警告。無獨有偶，美國新銳地緣政治學者喬納森·D.T.沃德在《決定性的十年：美國戰勝中國的大戰略》一書中赤裸裸地提出，要在包括經濟、外交、軍事與意識形態等多個領域建立“民主兵工廠”，在劍指中國的同時，危言聳聽地強調這場國家競爭關乎美國存亡。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暢銷書作家阿瑟·赫爾曼在其所著的《拼實業：美國是怎樣贏得二戰的》一書中揭示：戰場的背後是國家經濟體系尤其是工業、製造業體系的較量，其中承擔了軍工任務的私營企業和企業家扮演了無可替代的角色。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赫爾曼這本書關於自由市場和私營企業是美國製造業定海神針的説法，早在70年代就被以阿爾弗雷德·D.錢德勒為代表的管理學家以紮實的研究進行過嚴厲批判。錢德勒指出，20世紀以來，現代工業經濟的主要資源分配機制是“有形之手”即現代大公司的內部行政協調，而非那個被稱為“無形之手”的市場協調。濫用“無形之手”，與其説是經濟理論，不如説是為了宣揚原教旨市場意識形態的需要，或者説是故意向後進國家傳遞錯誤的經濟産業發展經驗以“踢開梯子”。

根據這一理論，美國因為放鬆資本監管而導致製造業空心化的弊病，其實恰恰是70年代以來氾濫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導致的，不能動輒歸罪于他國“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至於對中國的無端指責，本質上無非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動了美西方“賤買貴賣”特權的奶酪。因此，在經濟和企業管理理論上“民主兵工廠”難以自圓其説。

針對這種過時的經濟理論，美國國內也暗流涌動。今年4月，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中出人意料地對90年代作為“新自由主義黃金律”出現的“華盛頓共識”進行全方位批駁，在承認西方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瀕臨破産的同時，提出要以“新華盛頓共識”替代舊版本。這一表態基本意味著美國新銳政客要在戰略層面回歸70年代以前的政治經濟治國傳統。

冷戰結束以來，對於沉醉在美元“囂張特權”帶來的全球化財富橫流迷夢中的美國精英而言，“民主兵工廠”曾一度被丟到腦後，甚至被娛樂化地加工為網路遊戲的名稱。現如今，美國為了一廂情願地實現“再工業化”戰略目標，又把這個詞從故紙堆中翻了出來，絲毫不顧及美國自身實體經濟和製造業體系在供應鏈、人才鏈甚至教育鏈上存在的內部塌陷問題，其實是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難以對盟友産生現實有效的號召力。

對於這一點，美國進攻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大師約翰·米爾斯海默洞若觀火：他在近年出版的新書《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中指出，正是由於美國新自由主義霸權的愚蠢與短視，把國家軍事機器當作使用“治安戰”的手段來實現全球“戰爭套利”，在放任美軍內部腐敗無節制蔓延的同時，也給其地緣政治版圖中的所謂“內新月邊緣地帶”的諸多國家即東歐、中東、中亞的人民帶來無休止的戰爭災難，把美國理想主義外交傳統中本來就不多的試圖傳播民主、促進和平的色彩變得蕩然無存。

編審：唐華 郭素萍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