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近日，美國媒體爆料，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在超過100個發展中國家的司法體系中派遣了警務人員作為“影子警察”。據爆料媒體分析，此行動的背景是美國司法部的“國際刑事調查培訓援助計劃”（ICITAP），其初始目標是幫助拉丁美洲所謂的“失敗國家”改革司法體系尤其是培訓一線執法者隊伍，即通過對刑事警察隊伍的整頓來提高其打擊毒品、暴力犯罪的能力與效率。

很明顯，此舉本質上是美國打著關切“治理失敗”的幌子而無視、踐踏發展中國家主權與治權的又一惡劣行徑。這一新殖民主義舉動不僅嚴重侵犯了其“影子警察”駐在國的利益，而且極力阻止其他國家通過平等互利合作而協助其改善治理狀況的任何可能。

“影子警察”本質上是“長臂管轄”原則的濫用，嚴重腐蝕全球治理，侵犯他國司法主權。根據北京大學強世功等學者所作的研究，基於美國獨特的“合眾國”聯邦體系及其普通法的“最低限度的聯繫”（minimum contacts）原則，“長臂管轄”起初只具備美國國內法的意義。但是，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以洛克希德·馬丁賄賂日本政要案等一系列美國跨國公司的腐敗案件為標誌，美國輿論界和政界均要求加強對美國企業海外腐敗行為的監管。在這一博弈過程中，“長臂管轄”應運而生，並對全球治理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概言之，在“長臂管轄” 國際法化的過程中，1977 年的《海外反腐敗法》（FCPA）、2001年《愛國者法案》和 2018年《雲法案》，可以被視為三大里程碑式的立法。尤其在“9·11”事件發生後，美國以反恐名義迅速通過的《使用適當手段來阻止或避免恐怖主義以團結並鞏固美國的法案》（因其首字母縮寫為PATRIOT而被稱為“《愛國者法案》”），為美國司法情報機構大開監聽、監視國內外一切公民和機構的方便之門，美國對於政治盟友及其政要的監聽，也成為西方集團內部公開的秘密。至於《雲法案》（其原名是《澄清數據在海外合法使用法》，因其首字母縮寫為CLOUD而得名），則更加沒有底線地濫用“長臂管轄”原則，霸道地規定任何使用美元的交易，甚至郵箱伺服器在美國的交易，都可以是美國國內法的管轄對象，體現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長臂管轄”的與時俱進。從線上到線下，“影子警察”補齊了美國全球法律帝國的短板，可以被視為“長臂”的末梢神經。

“影子警察”本質上也是美“法律帝國”的“掠奪之手”。作為一種高超的帝國統治技藝，“長臂管轄”僅具備法理基礎還不夠，美國若要掌握起訴、判決所需要的證據材料，則需對基層執法隊伍的全面掌控。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以其龐大而昂貴的律師隊伍和幹練高效的行政執法官隊伍為代表，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逐漸構建起龐大的“法律帝國”，並對不同國家進行了精明的分類治理：對於法治體系比較健全完善的發達國家，美國可以熟練運用各種形式化、高度抽象的法律工具對其政府、企業進行約束，充分保護美國跨國壟斷公司的利益——早在2012年就于印尼首都的機場以受賄罪名義逮捕法國阿爾斯通集團原總裁、《美國陷阱》作者皮耶魯齊就是一例；而對於法治體系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通過“9·11”而實現高效協作的美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等部門乾脆親自下場，通過派駐“影子警察”這種離奇的做法，來幫助其在第三世界提高“執法能力”，完全無視發展中國家的獨立自主與人民權利。

“影子警察”也是因美地緣政治戰略需要，而隨時可以點燃“顏色革命”導火索的“第五縱隊”。如果説，美國的諸多基金會執行美國政府“民主輸出”戰略還屬於民間行為的話，那麼“影子警察”的設置，則是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和治權赤裸裸的踐踏，徹底破壞了這些國家民主法治的基礎。如果通過民主選舉的合法政權及其領導人的施政方針不符合美國跨國企業的利益，那麼“影子警察”就不僅可以發揮治理方面的作用，也可以作為在野黨及其政治組織的“備份”，隨時可以瓦解現有合法政權的執法基礎，搖身一變點燃“顏色革命”的導火索，通過對合法政權的顛覆來保護美國的利益。至於扶持上來的究竟是民主政權，還是專制政權，則根本不在美國的真實考量之內。

回首過去100年的歷史，從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大肆鼓吹“快刀斬亂麻”的“民族自決”原則開始，美國對於全球治理的影響就表現為，把自己有限的治理經驗一意孤行地推及他國，為一己之私而完全無視國情的差異，動輒顛覆他國政權，給其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在“人類社會何去何從”這個歷史之問迫切需要一個確定性答案的歷史關頭，面對美國這種我行我素的行徑，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和國家都要反對“影子警察”制度的存在，爭取真正的獨立自主。

編審：唐華 郭素萍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