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不久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批評美國的國際戰略溝通和接觸能力不足，呼籲美國“重新學習如何向世界講述自己的故事”。無獨有偶，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4月底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時否定過去40多年來“基於錯誤學説的新自由主義”，呼籲構建“新華盛頓共識”，這被認為預示著美國戰略和經濟思維的新變化。這些事實表明，美國執政和戰略界精英開始擔心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對外宣揚的那套故事越來越講不下去了，美國作為“布道者”開始不再相信自己原來的布道，它正試圖“推翻”歷史並編纂一套新的“美國故事”。

“講故事”本質上是運用軟實力、提升話語權。要講好故事，至少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本國發展能夠支撐自己的故事，當下的美國需要翻新“故事”來解釋為什麼它在國內外無法做成的事情越來越多；二是本國的故事和發展要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相融，美國“講故事”也要容許別的國家講它們的故事；三是本國故事和發展的前景要符合人類社會發展方向。三個條件當中最關鍵的是本國發展能夠支撐自己的故事，從而賦予其吸引力、影響力。

但就當前情況來看，第一，“美國故事”的自身社會條件已經發生變化。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所暴露的社會不平等危機、政治極化所帶來的民主制度可持續性危機等，打亂了美國在現代資本主義模式下形成的價值觀共識，舊有的關於“自由信仰”“自由市場”“自由民主”等敘事無法為美國應對危機提供穩定的解決辦法，從根本上削弱了“美國故事”對其他國家的示範力量。

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美國的説教和吹噓不僅導致國內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偏執情緒，在國際上也遇到懷疑和抵觸。越來越多人不再把美國視為模範，而是擔憂美國政治制度是否健康以及能否産生值得信賴的結果。在對外關係中，美國無法達成貿易協議，拒不遵守世界貿易組織裁決，未能履行幫助貧窮國家實現能源轉型的財政義務以及美國的“退群”、極限制裁、高科技出口管制等舉措無法得到盟友的跟隨等等，都暴露了“美國故事”的道德破産。

第二，美國需要用新的戰略、新的故事來拉攏“全球南方”國家。根據蓋茨的設計，美國“講故事”應重點關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大力擴展民間交流為基礎，協調與盟友的行動並整合戰略傳播能力。沙利文對去監管、私有化、貿易自由化等市場經濟政策的質疑，也顯示其對“南方國家”關切的呼應，因為後者已明確認識到“這是一個掠奪性、毀滅性的模式”。

長期以來，美國從西方中心主義出發，把“南方國家”視為必須按美國偏好、在國際舞臺上選邊站隊的“次級行為體”。近年來，“南方國家”維護獨立自主、捍衛自身利益的意識更加強烈。特別是烏克蘭危機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感到被邊緣化，不滿于只有當美國需要在聯合國大會上為決議爭取支援時才被想起。2月《慕尼黑安全報告》指出，西方要回應“全球南方”的訴求，以在與俄羅斯、中國的競爭中贏得一些“南方國家”。這表明，美歐面對國際格局多極化加速發展的現實，試圖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為此將不斷製造新的議題、生産新的敘事、拉攏新的參與者以製造對中俄的壓力。但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仍把發展中國家作為推行自身戰略的“棋子”。

第三，一個不斷提供負面議程、奉行雙重標準、拒絕多元文化的“美國故事”註定失敗。基於強權政治和大國爭霸思維，美國政客在敘事上流於嘩眾取寵，幾乎沒有能力在不依賴往昔“榮耀”的情況下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議程。他們用對抗性的思路來解決全球性挑戰，採用的辦法往往是販賣恐懼、掩蓋真相、壓制爭論、製造矛盾、分化人心，沒有正面議程或正面敘事，企圖把世界推入“大國競爭”，體現了完全與現實脫節的世界觀。

美國政客在“講故事”時的雙重標準早已暴露在世人眼前。在國內，民主與共和兩黨都以“自由”之名開展博弈，實則演繹幾乎觸碰美國憲政制度邊界的混亂黨爭。對外，美國以“安全”之名迫使盟國順從它的經濟制裁、高科技出口管制等措施，實則割盟國“韭菜”，以“為世界負責”之名在全球奪取和行使權力。對華，口頭説“競爭”，但不提供公平的規則、不構建公平的賽場，實為搞“對抗”。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依靠國際輿論霸權生編硬造出來的“美國故事”仍將難有市場。

面對百年變局下的多元文化和思想交流交融交鋒，美國決策者是如此迷信于美國的“優越”與“進步”，以至於他們難以理解和接受不同於美國模式的其他可供世界參考和選擇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道路。面對中國方案、中國模式被越來越多的人傾聽和尊重，可以預見，美國翻新“故事”的相當一部分將是鼓吹美式制度優越，洗白美式霸道霸淩，加大用意識形態化的敘事對華搞制度污衊、輿論壓制、干涉內政，而這些都將註定失敗。（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