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建設談】

高校既是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平臺，也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陣地。根據中國智庫索引（CTTI）系統數據統計，截至2025年6月底，CTTI來源智庫已經達到1106家，其中高校智庫共810家，佔比73.2%。隨著高校新型智庫建設的深入推進，其通過議題設置、範式塑造與價值引導等方式，帶動了高校學科評價、資源配置與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深刻調整，推動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在知識生産、組織方式和評價標準等方面發生了系列變革，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産生了不可忽視的溢出效應。

1.推動學術研究深度嵌入國家治理體系

咨政建言是高校新型智庫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我國出現智庫以前，政策研究與內參撰寫工作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渠道，主要由資深專家和學科帶頭人承擔，其覆蓋範圍較窄且渠道單一，青年學者及基層研究人員往往難以參與。新型智庫建設的推進打破了這一限制，極大拓展了參與內參撰寫與成果上報的人數範圍。現在，越來越多的高校教師、青年學者能夠以多種身份參與到政策研究中。高校社科處、國家高端智庫、地方決策諮詢機構等平臺相繼建立了直達決策部門的報送通道，研究成果的報送機制更加暢通。從CTTI收錄的18662位智庫專家來看，其中15576位就職于高校智庫，不僅包括教授、副教授、研究員等，也涵蓋講師、助理研究員及博士後群體。他們多數既是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的高校教師，同時也是高校新型智庫的研究人員。這種多層級、多梯隊、多元化的人才隊伍，使得研究力量呈現“金字塔式”的多層參與結構，實現了學術共同體廣泛參與的轉變。

此外，除了撰寫研究報告、提交內參等形式，高校新型智庫的咨政形式還包括會議、座談、論證、聽證、公示、評估、諮詢等多種形式。新型智庫通過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設立駐點研究崗位、成為政府顧問單位等方式，嵌入政府部門常態化的決策流程，如專家受邀列席政府常務會議、參與重大項目的可行性論證、與政府部門聯合調研、牽頭第三方評估等，常態化、制度化地參與到決策中。根據CTTI系統數據統計，近年來高校新型智庫的活動類型不斷豐富，年度活動數量穩步增長。其中會議類活動佔比超過三分之一，且類型多元化，涵蓋研討會、座談會、諮詢會、專題討論會、評審會、聽證會等多種協商形式。這表明，高校新型智庫的發展及其政策研究的機制化建設，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産深度嵌入國家治理體系，高校學術研究的“政策參與度”不斷提升。

2.拓展知識生産的成果轉化通路

高校新型智庫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溢出效應，還體現在拓展了知識生産成果轉化和價值實現的路徑。長期以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通常會陷入一定的“內迴圈”困局，即研究成果主要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傳播和“消費”，停留在期刊發表、會議交流和學科評估等環節，時常出現與現實需求脫節的情況，由此形成“高産出、低轉化”的現象。高校新型智庫的建設和介入，提供了一種突破學術與社會間壁壘的仲介機制，使學術研究從“象牙塔”走向“實驗場”。智庫以問題導向牽引研究議題，促使哲學社會科學實現由理論研究向現實解釋、由學理創新向政策供給的功能延展；高校則以其深厚的學術積累與方法論支撐智庫形成更高品質的思想産品與決策諮詢成果，實現從“知識生産”到“知識貢獻”的價值轉化。

高校新型智庫的成果轉化呈現多維通路：“向上”形成政策轉化通路。智庫通過報送內參、提交決策諮詢報告、參與政策評估和閉門研討等方式，將研究成果納入黨委政府的政策討論與制定流程。智庫成果以“政策語言”表達學術思想，更具針對性與可操作性，在制度供給和政策設計層面實現學術知識的現實轉化。“向外”構建社會傳播通路。新型智庫積極運用媒體平臺、公開論壇、皮書報告和官方公眾號等多種形式，把複雜的理論成果“譯解”為公眾可理解、可感知的知識産品，推動學術思想在社會輿論與公共議程中産生影響力，而不再局限于學術共同體。“向內”強化學科再生産通路。智庫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通過中長期儲備性研究推動理論創新與知識積累。智庫在參與現實問題研究的過程中，不斷發現學科盲點與理論空白，進而反哺基礎學術研究，促進哲學社會科學內部範式的更新與方法論的演進。這種內在的自我更新，使智庫不僅是成果轉化的仲介平臺，也成為學術創新的一大源泉。通過以上路徑，智庫研究實現了“內迴圈”與“外迴圈”的有機結合：既保持理論創新與學術沉澱的獨立性與深度，又通過轉化機制推動成果走出象牙塔，進入政府部門、産業、企業和公眾視野。

3.構建實踐導向的學術評價尺規

新型智庫對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的溢出效應，還體現在創新學術評價體系。“唯論文”是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一大弊病，針對如何構建多維並重的學術評價尺規，高校新型智庫進行了一些可資借鑒的探索：即推動以政策貢獻、社會影響、學術創新並重的綜合評價體系取代單一的以論文為核心的導向。政策報告、諮詢專報、調研報告等智庫類成果逐漸被認可並納入學術評價的範疇，使哲學社會科學的成果認定更具公共性與應用價值。

在學科功能層面，推動評價標準從重視“知識積累”向重視“知識服務”轉向。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學科評價中增加“社會貢獻”這一指標，強化學科對國家、區域重大戰略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貢獻。新型智庫使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不僅以理論創新為目標，更注重對國家戰略、區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政策建議供給，本質上是一種從知識積累型到知識服務型的學科功能拓展。

在學者激勵層面，實現智庫成果與學術成果的“價值等效”。將智庫成果納入研究人員的職稱晉級晉職、績效考核等科研評價中，依據實際貢獻情況將智庫成果認定為不同級別，或探索建立等效機制，將決策諮詢等智庫類成果按採納批示等級與期刊論文等級掛鉤，調動教職工從事智庫研究的積極性。例如，浙江大學將全校教師開展的高水準決策諮詢研究成果納入教師科研評價，包括研究報告、政策建議、立法建議與法律草案、標準、規劃，以及決策諮詢和政策解讀活動、重要外事外宣工作、優秀輿論引導文章等形式。

在學術傳承層面，創新青年學者的學術培養方式。傳統的學術評價體系以高水準論文作為核心標準，使青年人才在起步階段面臨極高門檻。而智庫類成果的納入，為青年學者提供了新的成長路徑和評價通道。通過參與政策研究、撰寫內參，青年學者不僅能夠在科研考核中獲得實際加分和認定優勢，更能在問題解決、政策分析和多方溝通等方面實現快速成長，逐漸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堅力量，推動智庫研究範式與學術創新傳統在代際間傳承融合。

4.推動研究方法的融合創新

高校新型智庫的發展，推動了“解釋世界”學術邏輯與“改變世界”實踐邏輯的結合，催生出以問題導向、行動導向與結果導向為特徵的“智庫範式”，形成並深化了以決策支援、社會應用和公共回應為導向的融合性研究方法體系。

推動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實踐應用。囿于單一學科無法解決日益複雜化的實際問題，智庫研究以“問題”為牽引，推動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資訊科學等多學科知識的有機整合，形成以問題為中心的“組織化科研”模式。

推動傳統方法與數據分析更好融合。數字化時代，智庫研究將大數據、開源資訊、人工智慧等資源和技術融入研究過程，實現了從經驗性研究向智慧化分析的躍遷。智庫研究在採用座談、走訪、問卷調查、抽樣分析等傳統方法的基礎上，通過系統引入大數據分析、模型倣真、演算法預測、可視化呈現等研究方法，對政策文本、社會輿情、經濟指標、科技專利等多源數據的採集與分析，建立專門的數據庫與模型系統，實現對複雜社會現象的量化分析與趨勢預測。

推動持續研究和動態跟蹤。智庫成果並非研究的終點，智庫研究擅長對政策與社會過程的持續觀察與實時響應，通過構建長期觀測體系，對政策建議執行情況進行持續性追蹤研究，實現“反饋—優化—再反饋—再優化”的螺旋式發展。

5.助力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既是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使命任務，也是高校新型智庫的重要職責。這是因為，一方面，智庫在政策研究中發現，遷移使用西方理論來研究中國實際，已無法滿足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現實與複雜需求，急需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作為指導。另一方面，智庫研究發現的新問題、探索形成的新方法、構建闡釋的新範疇，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貢獻了豐富的素材和原料。

由於與決策部門保持緊密聯繫，高校新型智庫往往更能把握政府和社會的關切，聚焦宏觀戰略、産業轉型、社會治理等重大“老問題”，提出新思路、新方法。同時，依託長期性與儲備性研究，智庫也能在持續的政策跟蹤與社會觀察中捕捉“新問題”——即尚未被傳統學科關注，但具有潛在重大影響的前沿議題。與此同時，專家學者通過深入基層社區、産業園區、企業車間、鄉村田野以及公共治理一線，傾聽真實聲音、收集一手資料、觀察政策實施效果，在“問題發生的地方”尋找答案。這種紮根式的廣泛調研，使智庫能夠精準捕捉社會變遷的細微信號，發現體制運作中的新矛盾與新需求，並精準分析問題。在長期的政策研究、社會觀察與案例積累中，新型智庫能夠通過對經驗材料的系統歸納與概念提煉，提出具有解釋力與推廣性的原創性命題、概念、方法，中國經驗在實踐中得到反覆驗證並展現出強大生命力，不僅有效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也為全球治理貢獻了中國視角與中國方案。

高校新型智庫的溢出效應體現為一種多維度、深層次、雙向互動的系統性塑造過程，既助力政府部門科學民主決策，也反向塑造和影響了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關注對象、研究範式、評價機制與精神氣質。為持續放大高校新型智庫的溢出效應，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創新與變革，應進一步構建和完善學術共同體與政策共同體的深度融合機制；完善智庫成果等效評價機制，立足中國實踐創新中國理論，加速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好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一環，也是新時代賦予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大使命。

（作者：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課題組 執筆：李剛、田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