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艷紅 湖南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聶天翼 湖南工商大學國際商學院

在成年讀者的普遍想像中，繪本常被視為一種“低門檻”的閱讀形態。圖畫佔據主體，文字簡短精練，似乎難以承載深刻的文學結構或複雜的符號體系。相應地，其翻譯工作也常被誤解為一種技術性、甚至邊緣化的文字轉換行為。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多模態話語分析視角下兒童繪本翻譯研究 （21C0469）”課題組研究認為，繪本並非“淺易的文學”，而是一個高度複合的多模態藝術形式。它借助圖像組織敘事，依託語言營造節奏，通過版式引導閱讀路徑，運用色彩調動情緒，更借著聲音與韻律製造身體層面的共鳴。在這一認知框架下，繪本翻譯的根本任務，不再是將原文逐句“搬運”至對應的文本，而是回應一個更具本質性的命題——如何以中文為媒介，重建一場對中國兒童同樣具有感染力的閱讀體驗？要回答這個問題，繪本翻譯至少需要完成三個層面的轉變。

一是翻譯對象的轉變：從“單模態”到“多模態”

傳統翻譯理論將翻譯對象看作是線性的語言文本，句子、詞彙、語法與修辭構成其全部內容。在此種觀念下，譯者只需尋找對應詞句、調整語序結構，便似乎完成了任務。圖像被視為文字的附庸或裝飾，翻譯工作因而可完全脫離圖畫進行。

多模態話語分析則揭示了繪本首先是一種融合性的文化表達。意義不再固著于某一單一符號，而是生成于不同模態之間的互動關係之中。圖像承擔敘事骨架、文字賦予語氣與節奏、版式引導視覺動線、色彩參與情緒建構、聲音元素則在朗讀中喚醒身體感知。在這一理解下，譯者必須建立一種“整體翻譯觀”，其工作對象不再僅是文字，而是由圖像、文字、版式、色彩與聲音共同編織而成的意義系統。

由此，“翻譯準確”的定義也隨之拓展。它不再局限于詞典釋義的對應，而更強調譯文與圖像資訊的嚴密契合，使語言在新的文化語境中繼續與視覺、節奏、情緒協同運作。從“單一文本”到“多模態文本”的認知轉變，構成了繪本翻譯理論與方法創新的根本前提。

二是翻譯立場的轉變：從“原文中心”轉向“兒童中心”

傳統譯論強調對原文的忠實，然而在兒童繪本翻譯中，譯者必須同時對兒童讀者的認知方式與情感邏輯負責。這並非鼓勵譯者對繪本進行任意改寫，而是意味著在必要時，譯者應做出適應兒童理解力的調整，以換取更完整、更具感染力的閱讀體驗。例如，將原文中冗長的修辭拆解為符合口語節奏的短句，使其在親子共讀中更易被接受與理解。這一做法在成人文學翻譯中或許被視為偏離，但在繪本翻譯中，卻可能是對作品整體性的更精準的把握。

“為誰譯？”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為孩子。”但正是這個看似簡單的答案，構成了繪本翻譯最獨特的挑戰。它要求譯者進行一場深刻的視角轉換，從成人的高處走下，蹲下身來，真正進入兒童的精神世界。這種能力，即所謂“童心”，是繪本譯者最核心的素養。它並非指故作幼稚，而是指一種深刻的理解與共情：理解兒童的好奇心、恐懼、喜悅與悲傷；理解他們的邏輯方式與幽默點。一個失去童心的譯者，可能會把“Hesatthere,feelingverysmall.”翻譯成“他坐在那裏，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而一個葆有童心的譯者，可能會譯為“他坐在那兒，覺得自己縮成了小小的一團。”後者更具畫面感和身體感，更貼近兒童的認知模式。

三是翻譯主體的轉變：從“語言技工”到“跨模態合作者”

前兩個轉變分別回應了“譯什麼”與“為誰譯”的問題，而第三個轉變則指向“誰來譯”與“如何譯”的主體性重構。

在傳統出版流程中，譯者常被定位於“語言工匠”：負責語句轉碼，完成後即退出製作流程。然而，多模態繪本翻譯實踐表明，這一角色定位已不足以支撐高品質的跨文化閱讀體驗。當代繪本譯者，正逐漸演變為“跨模態閱讀體驗的設計者”。其任務不僅是産出譯文，更是參與搭建一個動態、沉浸式的跨文化閱讀場域。這要求譯者不僅精通語言，更需具備視覺敘事理解力、跨文化符號轉譯的敏銳度。翻譯的複雜性由此顯著提升。

從能力結構看，優秀的繪本譯者不僅是語言工匠，更應是圖像敘事的解讀者、兒童心理的洞察者與文化轉譯的協調者。他需理解畫面中的敘事線索，捕捉原文的聲音節奏，預判文化元素在目標語境中可能引發的情感反應。從理論層面看，繪本翻譯的核心在於“多模態關係的重構”。它要求譯者以視覺敘事為主線，使譯文節奏呼應畫面結構，語言風格匹配圖像情緒，文化差異轉化為兒童可理解的生活情境。在這個意義上，翻譯不再是符號系統的簡單置換，而是在新的文化土壤中，對語言、圖像、聲音與經驗關係的重新編織。它迫使我們重新理解“意義”本身：意義並非詞語的孤立所指，而是一個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整體體驗的動態系統。

在全球化縱深發展與文化傳播競爭加劇的今天，兒童繪本的譯介已不再是純粹的技術性環節，而是塑造兒童審美能力、文化認知與價值觀念的戰略性工程。多模態繪本翻譯因而絕非“小兒科”，而是一項承載著深遠文化使命的實踐。它關注的不僅是“如何譯”的方法問題，更是“為誰譯”的立場問題，與“譯何為”的價值問題。它要求研究者與譯者既具備學者的嚴謹，又葆有詩人的靈感，更不可或缺的，是一顆真正理解兒童、尊重童年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