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廉思 共青團中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執委會副主任、中央團校副校長

近年來，一些負面事件發生的頻率增加，反映出當前我國社會心態中需要特別關注的重大問題。社會心理的影響因素、生成機制、體現形式和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機制非常複雜。應在“變”與“不變”中尋求平衡，引導人們的心理認知，規範人們的行為邊界，推進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

進入新時代，我國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從整體來看，我國社會心態主流積極健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顯提升。但同時，伴隨各項改革開放舉措向縱深推進，民眾利益訴求分化、價值取向日趨多元，社會利益與矛盾衝突更加複雜，不可避免地也會産生消極、非理性的社會心態。尤其是近年來一些負面事件發生的頻率增加，反映出當前我國社會心態中需要特別關注的重大問題。這需要我們在“變”與“不變”中尋求平衡，引導人們的心理認知規範人們的行為邊界，推進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

積極進取中蘊含焦慮情緒。在經濟社會持續轉型中，生産要素重新配置，資源、利益再分配必然會動搖原有利益格局，出現貧富分化及階層分化。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不斷拉高人們的生活及消費預期，日常生活中教育、醫療、住房、汽車、養老等支出壓力劇增。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個人收入增長乏力，甚至一些行業出現收入不升反降情況，收入與支出之間拉大的不平衡使得人們的生活壓力和心理焦慮隨之出現。當前，部分産業承壓明顯，相關中小微企業運營困難，中低收入群體境況堪憂，當一些具有衝擊性的負面事件進入社會生活後，極有可能誘發人們的負面心態，産生焦慮情緒與迷茫心態。

情感驅動易引發社會共情。當前，社會心態具有強情感驅動特點，易於極端化。負面事件發生後，人們往往對事件缺乏客觀理性分析，容易接受外界壓力或消極暗示，隨波逐流，盲目起鬨，從而引發集體狂熱、情緒極端、言行失控等行為。加之網路空間為某些群體提供了現實生活中難以獲取的情緒宣泄機會，他們往往以狂歡的心態，使用侮辱性、暴力性言論來表達內心的不滿。一些社會熱點問題很容易成為網路民粹主義的“燃爆點”，一些重大民生問題，如房價、股市、子女教育、延遲退休等都能迅速引起大眾的情感共鳴，産生共情效應。社會心態的強情感驅動特徵，往往使得基於理性主義視角而打造的治理工具“失靈”。

自身困境傾向於制度歸因。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和貨車司機等靈活就業群體通過平臺接單提供服務，工作處於“原子化”狀態，流動性強，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隨著工作不穩定性增加和工作強度的加大，這幾類群體對社會發展的負面評價有所增加。在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看來，自己生活艱辛是平臺背後的資本所致，而資本的所作所為則是法律“默許和縱容”的結果。這一現象反映出客觀理性看待基於網際網路技術的新就業形態，以及處理好網際網路平臺與從業者的勞動關係的迫切性。

當今時代，資訊的流動性和交互性使得社會心態的複合性衍生性、不確定性顯著增強。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任何歷史時期都不可避免會有消極心態，而消極心態也具有一定的信號意義，是我們識別社會風險、研判社會思潮、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契機。

經濟高速發展導致的認知慣性。在我國長達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背景下，社會大眾形成了一種相對固化的成就預期認知慣性。這一過程中，社會的長期繁榮進步塑造了人們獨特的認知慣性，即一種將發展上升視為社會常態、個人努力與成功回報直接關聯的線性發展觀。這種心理現象可被視為社會文化環境與個體心理髮展相互作用的産物，體現了“社會認知偏差”與“成就動機強化”的雙重特徵。人們將社會經濟的繁榮景象視為長期存在的穩定結構，形成了對未來高度樂觀的預期。然而，當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步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高品質、可持續轉型升級時，這一原本激勵人們奮進的認知慣性卻成為其適應新的社會現實的桎梏。具體而言，人們在面對經濟增速放緩、職業競爭加劇、未來不確定性增加等現實挑戰時，原有的“努力即成功”的線性邏輯受到嚴峻挑戰，既有的認知慣性不能及時進行“剎車”和“轉向”，導致在嚴酷的社會現實中屢屢碰壁，進而引發焦慮、挫敗感乃至抑鬱等消極情緒反應。

高度內卷化環境引發情緒內耗。自動化與智慧化浪潮席捲而來，傳統行業受到衝擊，新興業態層出不窮。與之相對的是，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使得部分崗位需求縮減，高學歷人才供過於求，學歷的“含金量”逐漸被稀釋。一些人為提升自身就業競爭力不斷加入提升學歷的競賽隨著碩博學位的擴招，其稀缺性也在逐漸降低，加之就業市場的複雜多變，許多人即便獲得了更高的學歷，也未能如願獲得理想的職業機會和薪酬待遇。這種投入與回報不成正比的現狀，讓不少人陷入了深深的迷茫與挫敗感之中，甚至逐漸形成一種“習得性無助”的心理狀態，即他們開始相信無論自己如何努力，都無法改變現狀，進而減少對未來的積極預期和行動。再者，一些人在追求高學歷的過程中，往往將學歷視為獲取社會認同的重要途徑。然而，當學歷的稀缺性降低，且未能帶來預期的回報時，他們可能會感到自己所屬的群體（如高學歷群體）的價值不斷弱化，進而無法對自己的社會身份和角色産生歸屬感和安全感，這種社會認同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情緒內耗。

數字時代平臺演算法加劇心態極化。在網路社會中，平臺推動個體心態的多樣化呈現與表達，社群同質聚集更方便，資訊傳播更快捷，社會心理的形成傳導加速，社會心態的流變性也更強。當演算法推薦被廣泛應用於各類新聞和消息推送時，只有個體關注和感興趣的內容才會主動進入其視野，進一步形成了回音室效應和“資訊繭房”，過濾掉外界多元異質的資訊而形成封閉和同質的自我空間或小群體空間，加劇了不同人群的認知差異，不利於社會共識的凝聚，這使得態度極化成為網路空間中意見爭論的一個常態化後果。同時，網路資訊傳播使得社會心態向群體行動轉化的可能性增強，各類社會風險在網路空間與現實社會之間互動、傳導及轉化的趨勢更加明顯，民粹主義思潮逐漸演化為網路時代的心理支援系統，極端心態被放大，並對現實空間産生直接影響，帶來巨大的社會治理風險。此外，在網路社會中，社會心態凸顯建構特徵，加之公眾資訊篩選和辨別能力有限，難以分辯真偽，因而常常被海量資訊所引導和裹挾，甚至産生“被製造出來的社會心態”。

社會心理的影響因素、生成機制、體現形式和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機制非常複雜。有別於治理對象為客觀事物的治理理念、範式和工具，社會心理服務和社會心態治理的研究和實踐，都應遵循治理對象的基本心理特徵和規律。善於把大眾的社會心理訴求提煉、轉化為黨的意識形態理論和政策主張，從社會心理角度不斷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與引領力。

高品質發展是培育良好社會心態的基礎。社會心態治理具備“次生性”特徵，解決實際問題是第一位的、本體性的，解決心態問題是第二位的、輔助性的，不能“舍本逐末”。社會心態“多因一果”的生成機制，決定了簡單的行為禁止和心理疏導只能治標不治本，過度執著于“心態”層面的治理，反而可能遮掩了問題本身的重要性。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必須把堅持高品質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2020年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尤其是當前部分群體獲得感不足、生活意義感匱乏、相對剝奪感強，烈，進而導致心態失衡。只有真正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準，切實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為塑造更加陽光積極的社會心態、營造和諧友善的社會氛圍築牢根基。

兜底性民生建設是培育良好社會心態的保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一是按照更加普惠的思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完善覆蓋重點就業群體和特殊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增加低收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渠道和機會，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二是持續完善靈活的就業政策，積極探索不完全符合勞動關係情形的認定標準和勞動者權益保障新方案；三是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數量，降低租賃住房稅費負擔，盡最大努力幫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緩解住房困難；四是繼續推動改革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提高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效率，改善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企業的工作環境、工作條件和待遇水準；五是加快出臺各項激勵性政策，培育慈善事業發展的環境和制度，推動第三次分配更好發揮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

心理健康服務體系是培育良好社會心態的抓手。建議將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納入社會工作部工作範疇，在建設、干預與服務三個層面進行統籌，建立社會心態監測預警、演變研判、干預引導及研究分析等多層面的治理架構，從而建立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一是以群眾需求為導向，搭建基層心理健康平臺，可考慮以社區為切入口開展工作，在人口密集社區開設心理諮詢處；二是以個體諮詢為手段，建設公益性心理諮詢服務平臺，堅持全民心態涵養提升和個體心理疏導相結合，培養專業性更強的心理健康人才隊伍；三是深入分析社會心態變化産生的心理機制和社會機制，在養老、健康、醫療、就業、交通、環保等主要民生領域，建立關口前移、預防為主、專業規範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四是通過促進文化事業和産業發展，給人民群眾提供豐富多彩而又富有深度的文化産品，修建更多適合全民健身和大眾閱讀的場館，倡導群眾以運動、學習技能的方式釋放壓力。

現代化的治理體系是培育良好社會心態的載體。當前，社會治理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係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需要進行跨部門、跨地區、跨領域的協調合作，更強調向社會組織賦權，促進公眾的積極參與。一是把握不同階層的利益期望，努力凝聚發展共識，面對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的社會階層分化及其不同的利益訴求，採取階層分析方法進行具體分析，把握不同群體的心理期待；二是擴大公眾參與，使不同階層和群體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使政策更為公平合理，提升政策的包容性和穩定性；三是據實評估重大社會事件對個體和特定群體造成的心理情緒影響，可考慮成立社會群體風險研判機構或聯席會議制度，形成“黨委政府組織、跨學科專家建言、群體代表人物參與、綜合研判系統風險”的諮詢議事機制，做到對社會心態風險的早發現、早預測、早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