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孫興傑 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任何國際關係理論都建立在國家理論基礎之上，國際體系的變更與國家興衰息息相關。現代國際體系與現代國家之間是相互建構的，而現代國家是比較晚近才出現的國家形態，學術界往往以“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等術語來指代現代國家。然而，從國家形態演變及興衰邏輯來看，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並不能完全準確地反映現代國家的産生及其演變邏輯與進程。主權國家是歐洲經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實現了教俗分離之後建立起來的君主國。隨著時間的推移，主權的內涵和重心不斷下移，從君主到貴族，進而演進到人民主權。而民族國家體現了國家身份和認同，民族這一想像的共同體與主權國家相融合，國家和國民之間相互碰撞，形成了明確的身份認同邊界。概而言之，現代國家至少具備以下特徵：是在時間上持續和空間上固定存在的政治單元，有著持久且非人格化的制度；存在對最終裁決的權威的認同及這一權威應該獲得的臣民最基本的認同。〔1〕時空、制度、合法性和認同等構成了現代國家的核心要素，這些要素的形成和組合併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隨著突變、擴散與模倣等複雜過程。現代國家的發生和演變並非共時性的，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伴隨著戰爭與危機，其間往往會出現歷史性突變，能夠有效應對危機的方案和抉擇會被接納，從而實現制度的創新和進化。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被認為是17世紀歐洲出現的新國家形態，英國成為財政—軍事國家“先驅”。在“漫長的十八世紀”中，英國作為財政—軍事國家贏得了第二次英法百年戰爭，並且在持久的戰爭消耗中改變了歐洲的“舊制度”，財政—軍事國家成為歐洲各國普遍模倣和學習的國家結構。與此同時，財政—軍事國家所激發的能量通過市場和“戰場”溢出歐洲，打破全球國際體系“多元權力中心”的結構，開啟了“中心化”國際體系的時代，為19世紀的“全球大轉型”奠定了基礎。

一

英國學者約翰·布魯爾（John Brewer）在《權力的支柱：戰爭、金錢與英國的崛起，1688—1783年》（The　Sinews　of　Power：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一書中提出了“財政—軍事國家”的概念。他認為，在1688—1783年之間，英國國家權力體系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在一代人多一點的時間裏，英國一躍成為軍事強國。財政—軍事國家的邏輯很簡單：國家面臨著戰爭的壓力，而戰爭需要花費高昂的成本，能夠籌集更多金錢的國家就有更強的戰爭能力，進而贏得勝利。約翰·布魯爾的“財政—軍事國家”理論與查爾斯·蒂利的“戰爭製造國家”的學説有相似之處，相比之下，查爾斯·蒂利試圖通過強制和資本兩種因素的組合建立起歐洲國家的類型學體系，〔2〕而約翰·布魯爾則聚焦于英國在18世紀之交發生的“突變”，這一突變帶來了國家結構的革命，最終使英國成為歐洲霸權國家，財政—軍事國家這一具有強大資源汲取和戰爭能力的國家結構隨之成為歐洲國家的“流行”模式，國家興衰的邏輯也為之一變。

第一，從16世紀開始，歐洲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軍事革命”。雖然對於“軍事革命”發生的時間節點有不同説法，但需要承認的是，軍事裝備、組織訓練、戰爭烈度和規模都發生了變化，只有具備持久戰爭能力的國家才能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生存和壯大。在“軍事革命”之後，歐洲的小型、分散的政治單位逐漸減少。歐洲戰爭的演變表明，所謂拿破侖戰爭之前的歐洲以“有限戰爭”為主的説法是站不住腳的，動輒幾十年的戰爭並不鮮見，而長期的消耗戰必然帶來沉重的金錢壓力，籌集戰爭經費成為各國面臨的重大挑戰。金錢的來源無非是君主的王室收入、稅收和借貸，“國王依靠自己過活”是中世紀的政治觀念，〔3〕但僅僅依靠王室收入，難以承擔不斷膨脹的軍事開支。戰爭的成敗不僅塑造了國家之間的地位消長，也給國家施加了結構性壓力。尤其需要關注的是，戰爭期間的金錢支出會打破國家正常收支節奏，需積累金錢如金銀等貴金屬作為“儲備”，以應對戰時巨大的支出壓力。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其著作中詳細描述了歐洲國家維持常備軍所需要的鉅額費用，軍隊對鑄鐵、造船、士兵制服和給養等方面的需求是産業發展的動力。桑巴特斷言，“沒有戰爭就根本不可能出現資本主義”。〔4〕在工業革命之前，建造和維持一艘軍艦的費用可能要比一個新興産業的投入還大，“18世紀的英格蘭政府把錢花在戰爭上。每年75％～85％的支出不是用在陸軍、海軍以及軍備物資方面，就是用於償還之前戰爭所産生的債務”。〔5〕戰爭會破壞正常的經濟和貿易活動，從短期來看，米塞斯的分析是正確的：“所謂的戰爭繁榮的本質，它通過從其他人那裏拿走東西使一些人富裕。它不是財富的增長，而是財富和收入的轉移。”〔6〕從長期而言，戰爭刺激及與戰爭相關的産業的發展，對財政體系形成持續的壓力。“沉重而頻繁的稅收，特別是在進行重大戰役之時，影響的範圍更大，稅收重新分配了財富和購買力，以利於國王及其軍事行動目標。在一個原本由初級生産主導的經濟體中，英格蘭捲入了一系列針對蘇格蘭和法國的代價高昂的戰爭，從而促進了國家及其徵稅機制的發展”。〔7〕

第二，財政—軍事國家實現了市場與戰場的融合，以及財富機制和暴力機器的制度化，從而大大提升了內部資源汲取、動員和整合能力。國家既是暴力機構，也決定了財富分配機制，除了王室的私産之外，稅收是國家獲得財富的重要手段。依據獲取財富的手段，當時的國家可分為領地國家、貢納國家、稅收國家和財政國家等不同類型。領地國家的收入主要來自國王或者王室的田産，在歐洲封建國家，君主也是大領主，在宗教改革時期，君主大量沒收教會地産，從而成為最大的領主。為了滿足戰爭需求，君主不得不出售田産，即便如此，也不得不舉借外債。貢納國家則巡遊各地並徵收貢品，這種收入主要是實物且不穩定，帶有比較明顯的劫掠色彩。稅收國家意味著國家的收入主要來自稅收，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從領地國家向稅收國家的轉型是一大趨勢，但是稅收國家並不穩定。〔8〕一是徵稅是有成本的，在相當長時間裏，包稅制是稅收的主要方式，政府從包稅人手裏獲得一定額度的收入而無需承擔稅收成本，但包稅人可能會橫徵暴斂，從而導致抗稅運動。二是徵稅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比如公平原則，全體社會成員都需要公平承擔稅收；稅收要與納稅人的能力相稱；稅收要有明確用途，如防禦外敵與穩定秩序等。三是稅收意味著政府需要納稅人共同承擔責任，而政府要讓渡部分權利，與納稅人進行協商。在中世紀，歐洲建立的議會是協商稅收事宜的主要機構。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從領地國家向稅收國家的轉型並非線性，而是反覆且曲折，如果政府或者君主有穩定收入，稅收國家便可能倒退。例如法國就通過賣官鬻爵獲得收入，本質上是將政府權力出售給有錢人，購買官職的人必然會通過公共權力賺錢，從而形成制度性腐敗。“政府籌款不僅來自包稅和出售壟斷權，而且來自賣官鬻爵，售賣榮譽，沒收和變賣教堂、貴族的財産。尤其是在戰爭時期，政府歲入滿足不了支出就會導致各種形式的借貸”。〔9〕財政國家則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制度突破和革新，將收入、支出和信貸融為一體，實現了金錢的“環流”。尼爾·弗格森提出以稅收機構、代議制議會、國債發行和中央銀行為財政力量的四角機制，認為其形成了自我維持的財政系統。〔10〕戰爭時期的軍事支出會出現巨大波動，為了平衡並緩衝財政支出的波動和衝擊，政府一方面要擴大稅收和稅基，開闢稅源，同時也要提高徵稅效率並降低成本，因此需要建立政府控制的徵稅官僚機器。稅務官員的收入依靠薪金而非恩賜，專業、高效與非人格化是官僚機器的特徵。若稅收這種常規或者當期的收入不能滿足戰爭期間突然增加的財政需求，則可以通過舉債來提前預支未來的收入。13世紀的義大利城市共和國如威尼斯和熱那亞等都已經建立了公債體系，義大利的金融家和銀行家成為歐洲多個王室的“財務總管”。但像西班牙和法國等王室的信用並不好，違約賴債是家常便飯。為了應對違約的風險，金融家們大幅度提高了利率，這也符合高風險獲得高收益的原則。而輸掉戰爭或者利率太高，會讓擁有暴力機器的政府傾向於違約，如此一來，舉債並不是獲得收入的可持續手段。如果將以某一項稅收收入作為抵押進行借款，債權人的風險會下降，而債務人的利息成本也隨之減少。這就需要徵稅的法定機構提供承諾，代議制議會將稅收和國家聯繫起來，從而使得政府可以提前“預支”未來的稅收，而債權人則獲得了收回本息的保證。中央銀行是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的一項創舉，將政府信用和市場交易網路整合起來。1694年英國建立英格蘭銀行是為了應對“九年戰爭”的挑戰，英格蘭銀行的股東籌集了120萬英鎊作為初始資本，實際上是以紙幣形式給政府的預付款。作為交換，銀行從政府獲得了利率為8％的永續年金，政府用英格蘭銀行的紙幣來償還債務，由此形成了金融家權利和政府財稅權力相結合的貨幣發行機制，“通過發行紙幣控制貨幣供給能力是現代銀行業務的基石”。〔11〕從貨幣的本質來説，它既是記賬符號，也是償還債務的工具，政府以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進行徵稅，同時以稅收作為抵押發行國債，從而建立起基於稅收和信貸的財政體系。當然，這一財政體系內嵌于市場網路之中，市場體系的發育增加了財政收入以及償還國債的能力。與此同時，財政也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從而形成了財政與市場之間的良性迴圈。

第三，財政—軍事國家構建了新的國家權力結構和國家形態，貨幣和法律將權力符號化與非人格化。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主權從君主轉移到議會，國王徵收新稅需經議會同意，議會掌握了財政大權。沒有議會提供的金錢，國王的戰爭便難以維持。通過一系列法律規定，國王、政黨和議會等機構的權力及其運作規則得以確立。〔12〕戰爭和徵稅等事務需要不斷設立行政機構予以配合，領薪官員為其崗位和職責而工作，獲得貨幣化報酬，行政機構從而嵌入財政—軍事國家之內。“西歐日益增長的計劃軍事力量的能力不僅需要更大的軍隊、新的金融機構和更大的稅收系統，而且它還要求達到門階條件：對精英的法治、組織和國家的永久性以及對軍隊的統一控制。”〔13〕　17世紀與18世紀之交，金融革命、財政革命、軍事革命和宗教革命等多種革命性變革相繼發生，美國就採用了財政—軍事國家的建構。代議制議會掌握了“錢袋子”，間接稅逐漸取代土地稅成為主要的財政收入，與之相適應的是不斷壯大的官僚隊伍；而徵收財産稅等直接稅則需要與臣民進行充分協商溝通，有産者成為下議院的主體，因此在徵稅的問題上更加慎重，尤其是對國王建立常備軍保持警惕。此外，公債的債權人也是有産階層，只有穩定持續的稅收才是國債信用的堅實基礎。“在許多國家的歷史上，公債的信用不是依賴於政府債權人購買影響力的能力，而是通過一些根本上非民主的手段得到加強：限制某些群體進入政治系統中。這包括對投票權以及對代表資格的正式限制”。〔14〕通過議會、稅收和國債等一系列工具，精英政治的制度化和非人格化具有了可持續性和可預期性，國家權力的符號化和非人格化塑造了國家的制度理性和“人格”，基於強制的暴力隱沒于幕後，而基於權利的責任體系走上前臺，“主權”的公共性得以彰顯。值得關注的是，英國在18世紀之交構建其財政—軍事國家體系，國王發動戰爭的財政約束大為強化，但是英國卻陷入了長期戰爭之中，比如“九年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等，這些戰爭不僅是對外戰爭，也是財政—軍事國家的立國戰爭，涉及英國宗教信仰，如新教國王威廉三世反抗天主教的法國及詹姆斯黨人的叛亂等事件。英國的有産者面臨著財産和靈魂自由的考驗，寧可花錢支援戰爭，也不願意犧牲靈魂的自由。雖然英國“光榮革命”被認為是沒有流血的革命，但是光榮革命之後的二三十年間，英國戰爭不斷。“光榮革命”可以説是英國財政—軍事國家的重要節點，但絕非終點。在長期的戰爭中，軍人地位不斷提升，尤其是貴族階層。“貴族的地位是1660—1760年間關鍵性歐洲軍事變革（即軍隊規模的擴大）的核心。在這些擴充後的軍隊中，軍官群體以貴族為主，這是由於新軍隊受到王室的青睞，機會之門被打開，於是到部隊服役的觀念越來越得到認可。軍官的社會特權也被帶入了軍事生活中”。〔15〕暴力和財富成為財政—軍事國家的兩個核心支柱，而經由貨幣和法律等非人格化的權力符號編織出來的國家制度輪廓，賦予了國家以超越王朝血緣紐帶的公共理性。“在威廉三世的政府中，輝格黨——大貴族和商人的利益同盟把持著權力。到了1701年之後的安妮女王時期，政府在名義上由托利黨人掌控，但像馬爾伯勒公爵和西德尼·戈多芬這樣最重要的大臣並沒有遵從自己黨派的路線，而是很樂意與倫敦金融城的輝格黨人共事。他們絕不會威脅對於政府無比重要的英格蘭銀行，儘管後者基本上是一個輝格黨的機構”。〔16〕

第四，財政—軍事國家與國際體系是相互建構的，財政—軍事國家的崛起改變了國際體系的運作邏輯。財政—軍事國家符合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所假定的“國家”的特徵，而其擴散和傳播則讓國際體系具有了“現代”樣貌。從國家與國際體系相互建構的角度來説，17世紀與18世紀之交財政—軍事國家崛起是現代國際秩序誕生的重要節點，英格蘭的財政—軍事國家的建構與歐洲大陸的王朝國家對比鮮明。在18世紀，英國介入了一系列歐洲大陸的戰爭，這既是維持歐洲大陸“均勢”的手段，也是兩種不同國家形態之間的長期博弈。財政—軍事國家實現了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同時又基於功能分化和合作實現了制度性融合。産權關係發生歷史性變化，土地不再是王朝的私産，而歐洲大陸在18世紀爆發了一系列王位繼承戰爭，領土隨著王朝的聯姻而變動。産權關係的調整為市場秩序的擴張創造了條件，從而形成越來越具有活力的世界市場。財政—軍事國家在內部實現了權力和財富的集中與整合，英國人的稅賦負擔要遠遠高於歐陸國家，〔17〕但是英國並沒有財政破産，借貸的利率也遠遠低於歐陸國家。“每一單個國家的力量和持續性，依賴於它跟整個國際體系的關係，並且在過去和現在都受到支援其政府的階層聯盟的影響”。〔18〕財政—軍事國家與國際體系之間的互動和互構大體也是通過戰場和市場兩個渠道。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結束了宗教戰爭，18世紀的歐洲更多地以王朝戰爭為主。建立起財政—軍事國家的英國身陷一個王朝國家的戰爭環境。18世紀英國多次介入歐洲大陸的戰爭，但是並非與15世紀的百年戰爭一樣派陸軍到歐洲參與陸戰，而是向歐洲大陸的盟國提供財政支援，英國自身則著力發展海軍。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英國深入到地中海，七年戰爭之後，英國成為世界海上霸主。所謂的“歐洲均勢”，其實是崛起為海上霸權國的英國通過向歐陸盟國提供財政支援，來遏制任何歐陸大國的霸權野心。如果一個陸權大國在歐陸崛起，勢必對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島國構成安全挑戰。另外，財政—軍事國家的財政資源來自資産階級，資産階級關注商業和生産，資本積累和財富增殖也是財政—軍事國家的核心利益。財政—軍事國家推動了貿易體系的擴張，國家從貿易中增加財富。而囤積貴金屬並不能保證國家的富強，“不斷擴大的産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産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資産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19〕財政—軍事國家依靠其不斷增強的財政能力贏得了花費高昂的戰爭，同時開拓和建立了世界市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經濟條件和經濟上的權力手段幫助‘暴力’取得勝利，沒有它們，暴力就不稱其為暴力”。〔20〕財政—軍事國家興起之後，對原有的王朝國家形成了愈加沉重的壓力，在激烈的地緣戰爭中，王朝國家的“舊制度”不得不主動或被動接受與模倣財政—軍事國家形態，而財政—軍事國家成為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體之後，國際體系的性質和演變邏輯也隨之一變。“只有資本主義在歐洲範圍內擴展，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歐洲發生一系列革命以及有利於世界市場的市場‘解放’之後，英國所發起的資本主義國家間自由貿易新邏輯，才導致了一種不涉及領土變更的獲取國際利潤的邏輯，它建立在普通公民間的非政治性契約的基礎之上”。〔21〕

財政—軍事國家代表了新型的國家形態，創建了權力與權利相互分離又制度化融合的、開放且有韌性的政治秩序。財政—軍事國家因其可持續的財政能力而能夠贏得持續消耗戰，同時通過戰爭及殖民開拓世界市場，形成了自我維持的權力與財富的積累迴圈。到18世紀，殖民戰爭和商業戰爭日趨增多，尤其是像東印度公司這樣的特許經營公司成為英國海外殖民擴張的先鋒。如馬克思所説的，“一切等級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22〕

二

現代國際體系興起之前的帝國，其興衰的原因是多樣的，並與文明的興衰榮辱聯繫在一起。在農業經濟和冷兵器時代，氣候變化、瘟疫、地緣環境及國家內部政治變動等因素都可能是國家興衰的動因，如道格拉斯·C.諾斯等人所説的，在1800年之前，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自然國家”，其核心特徵就是人格化、庇護關係與專業化分工不夠發達等。〔23〕自然國家在應對內外挑戰時，剛性有餘而韌性不足。財政—軍事國家興起之後，國家興衰以及國際秩序演化的邏輯得以重塑，構建財政—軍事國家，並融入基於財政—軍事國家的世界市場和國際體系，成為一個世界性和歷史性的課題。

第一，財政—軍事國家奠定了現代國家的基本權力結構，戰爭與財政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軍事革命”之後，不斷增長的軍事成本迫使歐洲各國尋找籌措資金的途徑。稅收類型和徵稅手段塑造了國家權力的內部構造，稅收背後是政府的強制力量，或通過協商的方式徵稅，或依靠強制力量進行掠奪。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建立了新的稅收制度、公共信用和保護關稅制度”。〔24〕英國所構建的財政—軍事國家成為現代國家的典範，以其戰爭能力和財政實力而對歐洲大陸國家施加系統性壓力，財政—軍事國家如同歐洲國際體系中的“鯰魚”，讓歐洲國家主動或被動地踏上了構建財政—軍事國家之路。從1689年到1815年，英國和法國進行了第二次百年戰爭，英國幾乎沒有敗績，而隨著拿破侖的落敗，歐洲大陸的“舊制度”國家也被淘汰出局。財政—軍事國家成為現代國家的基本“配置”，即便國家的制度、觀念和傳統各有不同，但財政—軍事國家的基本功能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所謂的“失敗國家”大多空有現代國家的表像，而沒有財政—軍事國家的內裏。“歐洲的民族國家後來成為各國效倣的對象，正是因為其‘強制與資金’的完美結合”。〔25〕

第二，財政—軍事國家在歐洲率先興起，以及持續不斷的歐洲“霸權戰爭”，重塑了歐洲國際體系的運作邏輯。歐洲大陸的“均勢”體系與英國的海外霸權，共同構成了歐洲國際體系的“一體兩面”。1713年《烏得勒支和約》之後，“均勢”嵌入歐洲國際體系之中，而英國在構建起財政—軍事國家之後形成了海權大戰略傳統，一方面保持歐洲大陸的“均勢”，通過靈活結盟抑制可能的歐陸霸權國崛起；另一方面則向海外擴張，“即連續不斷的對外戰爭和大西洋貿易的大規模擴張”。〔26〕與此同時，英國沿著北海、波羅的海和地中海“包圍”了歐洲這一巨型半島，成為歐洲均勢體系的操盤手，法國、德國和俄國等歐洲大陸國家先後成為英國的對手，清晰的海陸權大博弈在歐洲均勢體系演化的過程中逐漸凸顯：一是不斷擴大的戰爭規模，中東歐的帝國逐漸捲入歐洲均勢體系之中，拿破侖戰爭後的維也納體系建立了歐洲範圍的均勢體系；二是歐洲市場體系不斷擴大，歐洲大陸國家以不同節奏和速度融入商業和貿易體系。歐洲國際體系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分離，均勢體系承認主權國家（尤其是大國）的生存權，構成了所謂的“無政府狀態”，財富的積累和流轉通過市場（貿易、信貸和企業等）實現。“現代形式的地緣政治力量的特殊之處不在於它是由大量獨立單位來行使（一般的無政府狀態），而在於它不再代表人格化的支配關係，而是非人格化的、由物來做仲介的”。〔27〕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之後，法國和普魯士等國進行了重大改革，融入了歐洲“均勢”體系，也加入新的地緣經濟體系之中。如馬克思所言，“如果沒有法蘭西國家的根本變革，就絕不會有法蘭西國家財政上的變革。而與國家財政必然聯繫著的是國家債務，與國家債務必然聯繫著的是國債投機買賣的統治，是國家債權人、銀行家、貨幣經營者和交易所豺狼的統治”。〔28〕拿破侖戰爭之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法國也經歷了類似17世紀和18世紀之交英國的財政—軍事國家的構建歷程，並成為英國主導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體系中的成員。19世紀50年代的克裏米亞戰爭就是英法聯盟與俄羅斯在黑海的大博弈。從歐洲國家和國際體系的演化來説，軍事—財政國家是逐步建立起來的，而非共時性現象，中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的市場體系不夠發達，直到20世紀初，中央銀行和信貸體系等財政—軍事國家的要素才在這些地區和國家出現。歐洲國際體系內的“霸權戰爭”既是財政—軍事國家這一模式的擴散，也是財政—軍事國家與“軍事國家”之間的博弈，如貝諾·特士科（Beno Tesco）所説，“主要的軍事衝突發生於那些世界市場體系之外的國家與那些複製開放世界市場政治條件並依託集體安全原則的國家之間”。〔29〕

第三，財政—軍事國家在歐洲的興起賦予了歐洲國家權力優勢，改變了歐亞大陸乃至全球的權力格局。18世紀歐亞大陸發生的地緣革命打破了原有的多元權力中心並存的局面，伴隨著歐洲國家的海外擴張而形成了中心—邊緣結構的全球國際體系。財政—軍事國家重塑了歐洲國際體系的邏輯，在歐洲構建起了霸權體系，拿破侖戰爭之後的維也納體系形成了五強協調機制，也是比較典型的“集體霸權”。〔30〕財政—軍事國家提升了歐洲國家的戰爭能力，擴大了世界市場的範圍，在激烈的戰爭與博弈過程中，歐洲國家獲得了相對於其他地區的權力“代差優勢”。“1660—1760年的軍事變革相當巨大，包括主要海軍強國的火力大幅增強，主要陸軍強國的火力和訓練有素的軍隊規模都有大幅增長。然而，直到接下來的19世紀，才出現了使歐洲強國在非洲和亞洲地區擁有軍事優勢的技術變革”。〔31〕　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歐洲開始了工業革命，到19世紀中期，戰爭工業化及工業國家主導的全球市場摧毀了歐洲之外的傳統帝國和古老的文明體系。英國和法國等西歐國家建立了龐大的海外殖民體系，而俄羅斯與美國于19世紀在歐亞大陸和北美大陸加速擴張。到19世紀末，歐洲主導的全球國際體系已然形成，在所謂的“維也納百年和平”期間，爆發了100多場殖民戰爭。財政—軍事國家在歐洲國際體系內達成了基本的和平，但通過暴力和金錢將世界納入歐洲殖民帝國體系之中。在19世紀，傳統帝國衰落或者崩潰，歐洲國際體系“集體崛起”，而其中的根本動力來自18世紀的財政—軍事國家的大轉型。

第四，財政—軍事國家的興起和擴散，構建了單一的全球國際體系，國家之間的競爭越來越“簡化”為戰爭和財政能力的較量。由此帶來了兩個後果：國家之間的競爭發生在同一國際體系之中，國家在國際體系的壓力和約束之下被“社會化”；國家興衰的邏輯“同一化”，不同國家在同樣的競爭和遊戲規則之下，實力大小可以用鋼鐵産量、艦船噸位、財政收入等指標加以衡量。財政—軍事國家代表了理性力量的發展，均勢體系和世界市場都極大增強了國家的物質力量。然而，財政—軍事國家沒有解決國家的“靈魂”問題，也沒有消除國家間戰爭的原因，激情、慾望和恐懼等因素要比理性更難控制。〔32〕財政—軍事國家是現代國家的“基礎設施”，但是並非現代國家的全部。民族主義興起之後，國家的身份認同愈加重要，〔33〕民族—國家成為現代國家的通行稱謂，政府模式和意識形態等因素成為國家之間紛爭的重要原因。遺憾的是，財政—軍事國家放大了戰爭的破壞力，兩次世界大戰便是例證。但已經具備財政—軍事國家特徵的國家在戰爭之後快速重建，而沒有崩潰或者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殖民帝國瓦解，民族國家普遍建立起來，但是很多民族國家並沒有踏上財政—軍事國家的跳板，徒有現代國家之表。在一個單一國際體系之內，財政—軍事國家是各國的“必修課”，除非自我隔絕於國際體系之外。“政治與經濟之間愈益全球性的、持續的分離意味著世界市場的真正建構與相關的主權國家體系的興起，這種分離是現代世界歷史尚未完成的主題”。〔34〕

簡而言之，財政—軍事國家重塑了國家與國際體系相互建構的邏輯，推動建立了單一國際體系的建立，當然這一國際體系中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戰場與市場在結構上是分離的，作為單一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處於戰場與市場的交界處，國家競爭更趨同一化。

三

財政—軍事國家的興起與演變是國際關係史的一條線索，呈現了現代國際關係的脈絡，對於國際關係史研究和國際關係理論都有重要的啟示。首先，國際關係研究需要把“時間”找回來，國家形態是不斷演變的，國際關係理論中關於國家以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假設都是非歷史的，抹掉了時間因素。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的諸多假設是建立在財政—軍事國家及其構建的國際體系之上，尤其是國際體系的地緣政治層面。然而，財政—軍事國家的興起與擴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至今很多國家都沒有補上這一必修課。此外，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市場成為塑造國際秩序演變的基礎力量，但國際關係聚焦于地緣政治而忽視了金錢因素。“到了18世紀，國家現代化能力的檢驗標準的確不僅僅是它積欠債務的能力，而且還在於為了使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組合效應接近於允許借新債還舊債重組債務的能力。”〔35〕　財政—軍事國家的歷時性變化無疑為國際關係史敘事和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提供了“歷史實驗室”。其次，財政—軍事國家的興起與人類社會秩序的歷史性變化相互碰撞，甚至是相互激發，從而大大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和生活狀態。英國作為首個典型的財政—軍事國家，其興起與工業革命同步，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人類從定居革命與農業革命之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大變革。此外，財政—軍事國家大大提升了交通和通信等互動能力，壓縮了空間距離，真正建立了全球國際體系。歐洲國家成為國際體系的權力中心，殖民帝國取代了傳統帝國。而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帝國瓦解，人類進入了后帝國時代。經濟和政治的兩大歷史變革是現代國際關係的前提，因此，現代國家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需要保持清醒，避免“穿越”歷史。最後，財政—軍事國家將個體的權利與國家的權威進行了制度性融合，國家的韌性大為增強並得以穿越各種週期。國家興衰的節奏和標誌也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國家興衰不僅僅表現為治亂興亡或者王朝更疊，而是“能否保持長久的穩定，並且滿足人民的共同利益”。〔36〕

作者簡介：孫興傑，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關係史和國家理論。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大國興衰的歷史邏輯、規律與國際秩序演進研究”（22VLS01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重大招標項目“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國際體系研究”（23VLS031）〔1〕　〔美〕約瑟夫·R.斯特雷耶著，華佳等譯：《現代國家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2〕參見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lackwell’s　Book　Services，　1992.〔3〕施誠：《中世紀英國的財政、軍事與外交》，商務印書館2024年版，第1頁。〔4〕　〔德〕維爾納·桑巴特著，晏小寶譯：《戰爭與資本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頁。〔5〕　〔英〕約翰·布魯爾著，單靈芝譯：《權力的支柱：戰爭、金錢與英國的崛起，1688—1783年》，商務印書館2024年版，第66－67頁。〔6〕　〔奧〕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著，蔣豪譯：《民族、國家與經濟》，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第161頁。〔7〕　〔英〕布魯斯·M.S.坎貝爾著，王超華譯：《大轉型：中世紀晚期的氣候、疾病、社會與現代世界的形成》，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189頁。〔8〕　R.　A.Musgrave，　“Schumpeter’s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An　Essay　in　Fis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Vol.2，　No.2（1992），　pp.91－93.〔9〕　〔美〕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著，高祖貴譯：《世界經濟霸權（1500—1990）》，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第50頁。〔10〕參見Niall　Ferguson，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200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11〕　〔英〕詹姆斯·麥克唐納著，楊宇光譯：《債務與國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235頁。〔12〕　Gary　W.　Cox，　“Was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　Constitutional　Watershe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72，　No.3（2012），　pp.585－587.〔13〕　〔美〕道格拉斯·C.諾斯、約翰·約瑟夫·瓦利斯、巴裏·R.溫格斯特著，杭行、王亮譯：《暴力與社會秩序》，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頁。〔14〕　〔英〕大衛·斯塔薩維奇著，畢競悅譯：《公債與民主國家的誕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頁。〔15〕　〔英〕傑裏米·布萊克著，李海峰、梁本彬譯：《軍事革命？1550—1800年的軍事變革與歐洲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32頁。〔16〕　〔英〕詹姆斯·麥克唐納：《債務與國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第239頁。〔17〕　Anthony　Page，　“The　Seventy　Years　War，　1744－1815，　and　Britain’s　Fiscal－Naval

State，”　War　＆　Society，　Vol.34，　No.3（2015），　pp.169－170.〔18〕　〔英〕肯尼斯·戴森著，唐子興譯：《西歐的國家傳統：觀念與制度的研究》，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頁。〔19〕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頁。〔20〕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51頁。〔21〕參見〔英〕貝諾·特士科著，李清敏、孫興傑譯：《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之理論化：國際關係從絕對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向》，《史學集刊》，2014年第5期，〔22〕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03頁。〔23〕　Douglass　C.　North，　John　Joseph　Wallis　＆　Barry　R.　Weingast，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0－76.〔24〕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7頁。〔25〕　〔美〕謝爾登·D.波拉克著，李婉譯：《戰爭、收入與國家構建：為美國國家發展籌資》，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頁。〔26〕和文凱著，汪精玲譯：《通向現代財政國家的路徑：英國、日本和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31頁。〔27〕　〔英〕賈斯廷·羅森伯格著，洪郵生譯：《市民社會的帝國——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批判》，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頁。〔28〕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19頁。〔29〕參見〔英〕貝諾·特士科著，李清敏、孫興傑譯：《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之理論化：國際關係從絕對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向》，《史學集刊》，2014年第5期。〔30〕　Adam　Waston，　Hegemony　＆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68，　73－74.〔31〕　〔英〕傑裏米·布萊克著，李海峰、梁本彬譯：《軍事革命？1550—1800年的軍事變革與歐洲社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58頁。〔32〕參見〔美〕理查德·內德·勒博著，陳定定等譯：《國家為何而戰？過去與未來的戰爭動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33〕　E.　J.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77－78.〔34〕　〔英〕賈斯廷·羅森伯格：《市民社會的帝國——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批判》，第149頁。〔35〕　〔英〕理查德·邦尼著，沈國華譯：《經濟系統與國家財政——現代歐洲財政國家的起源：13—18世紀》，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頁。〔36〕高全喜：《西方近現代政治思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3年版，第1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