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馮維江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

近段時間，國外一些媒體極力炒作“中國産能過剩論”。美國財長、以傑出經濟學者著稱的專家型官員耶倫訪華前後也一再提及“中國産能過剩”，並明確指向電動車、光伏和新能源等新興領域，認為中國政府在相關領域的補貼扭曲了要素和産品價格，造成資源錯配，衝擊了全球供應鏈和市場。

美國部分媒體和政客的論調，反映了該國國內基於強權政治的霸淩邏輯對基於經驗理性的學術邏輯的壓制，表現出作為“劣幣”的利益政治對作為“良幣”的原則政治的驅逐。美國一方面加大對國內清潔能源産業數萬億美元的補貼力度；另一方面軟硬兼施要求中國收回産業政策，妄稱中國的廉價綠色能源技術的生産和出口不僅給西方帶來安全威脅，而且會反噬自身，最終讓中國的銀行和政府買單。這種“補貼有害，你快放下，讓我來”的錯亂，反映出美國表面上擔憂中國“産能過剩”，實際上是對能否“競贏”中國充滿焦慮。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競贏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目標，而中國在新興領域優勢産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將使這一目標黯淡無光。

從總量來看，當前的中國並不存在普遍意義的産能過剩。人類歷史上，尤其是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産能過剩問題的確曾給經濟社會造成過嚴重衝擊，給人們的生産生活製造過巨大的困難和悲劇。例如，據美國社會紀實名作《光榮與夢想》描述，美國大蕭條期間，資本家讓人把賣不出去的過剩牛奶倒進下水道。同時，3000名饑腸轆轆的男女試圖在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廠外示威，警方開槍驅散造成4人死亡、100人受傷，傷者還被警方銬在病床上並被指控暴動罪。真正的産能過剩不是個別行業一定時期的供需失衡，而是各個或主要領域出現市場惡性競爭、行業虧損面擴大、企業職工失業、銀行不良資産增加、能源資源瓶頸加劇、生態環境惡化等若干問題交織的結果。這顯然不是當今中國的現實。例如，今年3月，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3%，比2月下降0.1個百分點，也低於最近5年月度失業率均值，並且連續12個月保持在均值水準之下。這意味著，中國即便存在部分産能供大於求的行業，其競爭失敗、重組釋放出來的勞動力也能夠相對容易地有序進入其他生産率和競爭力更高的企業或行業——他們仍然被強韌的經濟體系所需要，又何來“過剩”之説？

從新興領域看，當前的中國也不存在産能過剩。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在某些領域存在大量出口，並不意味著在這些領域存在産能過剩，這只是該國在這些領域具備比較優勢的表現。通過大量出口優勢産品和服務，同時進口其他國傢具有比較優勢行業的産品和服務，各國共用了“得自貿易的利益”，這比封閉條件下各自生産全部産品創造了更大規模的總體福利。這也是美國的初級經濟學教程的內容，書的內容沒有變，但自詡“教師爺”的美國的口徑卻變了。當然，這不是美國第一次這麼做，也不可能是其最後一次。此前，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在實現工業化和製造業全球崛起的過程中，都被美國以産能過剩或類似理由規訓與懲罰過；如果美國的霸淩行徑得不到有效抑制，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以後同樣可能遭到這種蠻橫對待。中國的新能源等新興産業優勢並非補貼造成市場扭曲的結果，而是通過長期研發投入積累了技術優勢，同時依託國內較強的産業配套能力、超大規模市場、豐富的人力資源等，形成了綜合性競爭優勢。在這些優勢推動下，中國的相關産品適銷對路，順應全球綠色發展的歷史趨勢，獲得購買者和消費者廣泛歡迎，又何來過剩之説？

還有必要澄清，補貼和降價與産能過剩之間並無必然聯繫。補貼是一國稟賦（包括自然稟賦和制度稟賦）中具備能動性的要素，其存在不必然導致市場扭曲。有效的補貼是公共部門戰略遠見和私人部門投資效率相契合的結果，可以促成社會生産力顯著提升和市場規模良性擴大；而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幫助落後産能避免退出、造成扭曲的補貼則是無效補貼。作為産業界的通行做法，美歐很多國家都有産業補貼，與中國在新興産業的補貼相比，有的國家補貼項目更多、範圍更廣、額度更大，其成效還有待觀察。降價也並不意味著産能過剩。從“大哥大”到功能手機再到智慧手機，與越來越便宜的價格相伴隨的是越來越先進完善的功能。新能源汽車也同樣如此，價格下降並未影響企業利潤規模和基於利潤的科技研發，消費者看到的是産能優化升級而非過剩。實際上，産能的適度富餘和價格競爭，有助於激勵微觀主體改進管理和技術、提升效率。而長期處於供不應求或短缺狀態的行業，微觀主體往往沒有動力更新技術和投資。

放眼世界，如果未來出現産能過剩，其主要矛盾或風險在於需求不足。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慾望，缺乏支付能力和缺乏慾望都會限制有效需求。世界經濟增長的疲軟或“平庸化”將削弱全球特別是落後及脆弱國家的支付能力，使得這些國家進一步陷入螺旋而下的衰退迴圈。打破這一迴圈的關鍵，是通過新興領域的優質産能擴張及其溢出效應帶動收入增長，重建社會支付能力。將産能擴大“妖魔化”顯然與此背道而馳。

真正要警惕和反對的是保護主義和霸淩行徑。面對別國生産和出口的增加帶來本國貿易赤字擴大，建設性的做法是優化本國的制度稟賦（包括採取有效補貼或産業政策）和自然稟賦，強化本國優勢領域産品與服務的生産和出口，從而實現雙邊貿易規模擴大基礎上的貿易平衡。美國採取的保護主義做法與此正相反，一方面誣稱別國“産能過剩”，通過貿易壁壘限制其他國家出口；另一方面限制本國具備優勢的先進技術的出口。這樣即使在貿易平衡方面取得進展，也是建立在貿易規模縮小基礎上的衰退性貿易平衡。霸淩行徑更是造成貿易失衡的元兇之一。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霸淩加劇了世界的動蕩，造成資本由其他國家流向美國，使得其他國家貨幣匯率遭低估或貶值，進而刺激了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反過來又抑制了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美國一些政客不從自身檢討原因，反倒一味卸責，歸咎於其他國家所謂“産能過剩”，攪動國內民粹力量強化國際對立，破壞全球發展環境，其代價最終要由包括美國普通消費者在內的大多數人來承擔。從這個意義上説，保護主義和霸淩行徑才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公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