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高艷東 浙江省新型重點專業智庫浙江數字化發展與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日，一些網路博主使用人工智慧（AI）技術“復活”已故明星引發廣泛關注。不僅李玟、張國榮、喬任梁等明星被“數字還原”的視頻瘋傳，還有人借機推廣收費定制服務。目前，AI復活還只是用圖像和音頻技術合成，類似于視頻數字人。隨著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發展，出現如電影中可以互動、具有一定獨立意識的智慧數字人的未來也在變成現實。

從前景來講，AI復活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可以讓喪親的家屬寄託哀思，可以讓粉絲感受偶像的陪伴，可以讓英雄鼓勵年輕人前行。但任何技術都有兩面性，一旦濫用，輕則侵權，重則可能涉嫌違法犯罪。確保AI復活不侵害個人權益、不侵犯公共利益應是相關立法的底線。

第一，AI復活可能侵犯死者家屬的權益。一方面，雖然死者不是民事主體，不享有民法意義上的肖像權，但這並不意味著其肖像可以被他人隨意使用。《民法典》第994條規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隱私、遺體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因此，死者的肖像仍然受到法律保護。另一方面，AI復活使用的是深度合成技術，《網際網路資訊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第14條規定：“深度合成服務提供者和技術支援者提供人臉、人聲等生物識別資訊編輯功能的，應當提示深度合成服務使用者依法告知被編輯的個人，並取得其單獨同意。”因此，該服務使用者需取得被編輯人的單獨同意，在被編輯人是死者時，應取得其近親屬的同意。雖然一些博主AI復活明星是為了獲得流量和關注，並未直接收費，但考慮到網際網路的特殊性，流量即價值，博主可通過流量獲得廣告等收益，所以“賺流量”也屬於商業使用。

第二，除了侵犯死者親屬的權益之外，AI復活也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法律問題。一方面，AI復活可能導致社會、法律關係的混亂。工業時代的法律是以自然人為核心建立起來的，而數字人的出現，尤其未來的智慧數字人，將讓法律面臨“自然人+數字人”的雙主體困惑。例如，自然人的遺囑是把房産留給大兒子，而數字人與小兒子的感情密切，想把房産留給小兒子，如何協調兩者間的關係是一大問題。此外，數字人創作的作品權益由誰享有？在近親屬死亡後，如何解決數字人的權益問題？這些目前都是法律空白。另一方面，AI復活可能引發違法犯罪，損害公共利益。某種程度上，AI復活是深度偽造技術的應用，而深度偽造技術已經被用於電信網路詐騙，犯罪者同樣可能利用AI復活對尚不知情的公眾進行詐騙。同時，智慧數字人若在網路空間實施其他違法犯罪行為，如發佈虛假資訊、傳播恐怖主義、傳授犯罪方法，在管理者已經死亡時，如何對數字人進行追責？此外，如果AI復活了秦檜、希特勒等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對大眾的情感可能也是一種傷害。

第三，對於AI復活，法律應採用“不管私用、嚴管公用”的思路。從人情角度考慮，法律上不對私人領域的AI復活加以干涉，即便近親屬為了緬懷親人而AI復活死者，只要限制在個人用途，不進入公共網路空間，法律就無須干涉。而在公共網路空間，法律就必須嚴格防止AI復活的潛在風險。具體而言，一是應根據復活對象設置不同的審查標準，例如，對於AI復活英雄、烈士，應當採用事前特別審批制，嚴格管控使用用途、開發者的主體資質。而對於復活明星，則可以採用事後追責的模式，根據危害後果對相關主體進行追責。二是應建立強制標注制度。為了防止AI復活以假亂真，對於AI生成物，法律應強制要求開發者增加顯著的數字浮水印，做到可以快速識別數字人。而使用、管理數字人的平臺，必須對數字人形象作出特別標注，讓用戶清楚知道其屬性。三是建立數字人銷毀制度。數字人應當有明確的管理者，在開發者死亡且缺乏其他管理人時，應建立一套數字人銷毀機制或保存機制，以免數字人成為失控的“數字幽靈”。

總之，AI復活對現有法律體系帶來的挑戰是巨大的。鼓勵技術發展的同時防範技術風險，是法律的永恒主題。未來立法應當平衡技術創新與風險防範之間的關係，既不能因其存在風險而一禁了之，也不能無視其潛在的風險。只有採用包容審慎的監管思路，使AI復活技術既能滿足個人的情感需要，又不損害公共利益，才能讓技術成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