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崔建軍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驗，結合中國國情，對分配製度建設進行了一系列探索。經過40多年的艱辛探索，我們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與之相適應的分配製度。同時也應看到，在分配領域，我國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較大，全社會基尼系數仍然較高，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如何進一步深化分配製度改革，建立健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收入分配體系，是一個新的挑戰。

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是三個領域不同的分配製度。它們之間既有緊密的有機聯繫，又有顯著不同，關鍵是取得相得益彰的效率，達到公平的均衡點。

初次分配的主體是市場，主要體現效率原則。初次分配是最基礎，也是最關鍵的分配。初次分配要讓資本、技術等生産要素取得合理利潤，提高要素投入者的經營積極性，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更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勵勞動者的勞動熱情，鼓勵多勞多得、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同時要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産性收入。

再分配的主體是政府，主要體現公平原則。再分配的方式有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政府對家庭和個人的補助）等，政府通過改善公共服務也能促進再分配的公平。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領域的公共服務改善，可以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稅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形式，在再分配領域，通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專項扣除、專項附加扣除等規定來促進收入公平。對於符合市場機制的初次分配的高收入，正確的再分配是調節；對於依靠非法手段取得的初次分配的高收入，正確的再分配是規範，整頓收入分配秩序。

需要強調説明，在再分配中，財政政策毫無疑問是主角，同時應該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利用金融手段，建立健全公平與效率相得益彰的分配製度體系，促進社會公平。金融資源是先導性、戰略性資源，是貨幣選票。貨幣選票投向哪，金融資源流向哪，哪就能得到發展。因而，宏觀貨幣政策的有效調節作用也不容忽視。

三次分配的主體主要是社會團體，包括企業、非營利性組織、公益性基金會、居民個人等，主要體現共同富裕原則。在解決溫飽問題、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之後，居民個人和企業擁有的財富越來越多，整個社會的三次分配有了一定經濟基礎。社會對於先富起來的個人和企業的貢獻存有內在需求，很多先富起來的個人和企業也有為社會作更多貢獻的意願。對於三次分配的供給主體，各級政府應該創造必要的條件，給予尊重、支援和鼓勵，以便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引導、支援有意願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事業。

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中，要特別重視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要實現共同富裕，就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建設低收入和高收入人數少、中間收入者多的“橄欖型社會”。“橄欖型社會”有益於社會穩定，同時能有效提升全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進步。與“橄欖型社會”相對立的“啞鈴型社會”則會降低平均消費傾向，妨礙經濟社會發展，不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

建立健全“市場—政府—社會”三位一體的包含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促進公平與效率相得益彰的分配製度體系，才能實現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共同富裕，才能促進國民經濟高品質、可持續發展。

當然，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們強調建立健全公平與效率相得益彰的分配製度體系，同時不能忘記做大蛋糕。只有蛋糕做大了，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才有厚實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