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項昊宇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對華經貿關係尤其是相關重要數據的變化最近在南韓國內引發廣泛關注。根據南韓貿易協會統計，2023年中國自南韓進口額為1625億美元，較前一年驟減18.8%，這也導致南韓對華貿易出現180億美元的逆差，係中韓建交31年來首次。長期以來，中國都是南韓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國，2018年南韓對外貿易順差中有80%來自中國。之所以短期內會出現如此急劇變化，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中韓貿易結構的變化。隨著中國産業升級加速，南韓電子、機械和汽車等優勢産業在中國競爭力下降，一些中間工業品和終端工業品被擠出中國市場，反而在電動汽車産業上對中國的電池原料和中間品形成進口依賴。南韓對華出口中間品、在華加工後銷往全世界的國際分工模式愈發難以為繼，石化、鋼鐵等對華出口主力産品出現萎縮。一升一降之間，南韓對華進出口態勢出現快速逆轉。

其次是地緣政治因素的干擾。在美國推動産業回流和對華科技打壓政策下，南韓兩大支柱産業晶片和汽車産業身處中美兩大市場的夾縫中，面臨艱難選擇。尤其是作為南韓出口大戶的存儲晶片産業，受到産業週期和外需減弱影響，對華出口連續14個月下降，成為産生對華貿易赤字的直接原因。

南韓作為外向型發達經濟體，高度依賴海外市場，因而也被稱為全球經濟的“金絲雀”，其進出口數據是觀察全球經濟冷暖的“風向標”。去年底以來南韓半導體出口止跌回升，今年1月南韓出口迎來開門紅，市場人士據此認為國際經濟環境正趨於改善。但這種短期變化一時難以扭轉中韓貿易結構變化的長期邏輯，也就是在地緣政治衝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地緣經濟”正在重塑全球經貿關係版圖。

所謂的“地緣經濟”，並不單純指地理層面的區域經濟關係，而可理解為地緣政治在經貿層面的投射，也就是要立足國際政治現實來詮釋全球經濟現狀，概括起來有三個特點：首先，地緣政治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空前上升。烏克蘭危機和巴以衝突牽動全球能源格局，紅海危機攪亂全球貿易秩序，地緣風險已成為各國開展對外經貿合作時的優先考量因素。其次，在美國推動大國競爭和集團對抗的背景下，經貿議題日益呈現政治化、安全化甚至武器化，保護主義甚囂塵上，使全球化面臨嚴峻挑戰。無論是基於意識形態偏好的“友岸外包”，還是基於韌性供應鏈邏輯的“近岸外包”，都在深刻改變産業邏輯，引發全球産供鏈的深度調整。再次，在美國拉攏盟伴以“小院高墻”推動對華“去風險化”的過程中，主要發達經濟體無論是出於主動維護對華産業技術優勢的需要，還是被動應對美國軟硬兼施的誘拉，都面臨重新調整對華經貿關係定位的艱難選擇。

2023年以來，這種地緣經濟變局已經反映在了中國對外貿易數據上。儘管中國仍是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但進出口已經受到與歐美日韓等發達經濟體貿易下滑的拖累。與此同時，中國同俄羅斯、巴西、東盟、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則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尤其是與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夥伴的貿易表現亮眼。

對中國而言，貿易對象“東升西降”標誌著中國産業水準的提升，貿易夥伴和品類更加多元、貿易結構更趨均衡，都是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表現。尤其是以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新三樣”為突出代表，中國成為第一大汽車出口國，造船完工量及訂單量全球領先，自主品牌出口增長顯著，都彰顯了中國製造的強大實力。

儘管中韓兩國不在現今地緣衝突的“風暴眼”上，但當最大貨物貿易國遇上冷暖先知的“金絲雀”,中韓貿易結構性變化中透露出的資訊，對於我們理解全球地緣經濟大變局具有指標性意義。2023年南韓是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中國第三大貿易對象國，中國依然是南韓最大經貿夥伴，中韓雙邊貿易在南韓進出口總額中的佔比高達22.59%。單從這些數據看，是無法體察到前文所述的結構性變化的，但事實是中韓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地緣經濟風險所侵蝕。南韓在中國市場面臨日益嚴酷的競爭，對外則面臨來自美國的“去中國化”壓力，對華經貿關係正在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而南韓的劇本，未來也可能會在日本和歐洲國家上演。

對於南韓這樣的發達經濟體而言，與其忙於尋找對華替代選擇，不如主動擁抱中國的發展機遇，畢竟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是無可替代的。2023年，中國進口超過5萬億元大宗商品、近3萬億元電子元件和近2萬億元的消費品，這對各國企業都意味著巨大商機。在去年11月的第六屆進博會上，來自美國、日本和南韓的參展企業均超過200家，數量高居各國前列。正如南韓國際貿易專家所指出的，“南韓出口業界需要瞄準中國內需市場，推出更有競爭力的商品。”地緣政治可以改變經貿合作的風險偏好，但無法從根本上逆轉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格局。地緣經濟時代，下先手棋的主動出擊遠比“去風險化”的被動防守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