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遲福林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堅定實施以自由貿易為主線的高水準開放，將贏得我國高品質發展與深層次改革的主動，贏得統籌發展與安全的主動。從這個意義上説，開放是最大發展。

第一，以向東盟單邊開放為重點，實現高水準開放戰略佈局的重要突破。在世界格局深刻複雜變化的背景下，東盟已成為我國高水準開放戰略佈局的重點與關鍵。未來3到5年是我國與東盟深化經貿合作的戰略窗口期。當前，全球産業鏈供應鏈區域化的趨勢明顯增強。向東盟單邊開放，將增強中國市場在區域分工協作中的特殊作用，有助於構建並進一步優化“中國研發+東盟組裝+中國市場”“東盟資源+中國智造+中國市場”等産業鏈供應鏈，深化中國-東盟經貿合作與利益融合。

目前，我國已經總體具備向東盟單邊開放的條件。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和最有潛力的大市場。從趨勢看，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與東盟的經貿互補性將進一步提升。與此同時，向東盟單邊開放的風險總體上可防可控。因此，我們需要抓住機遇，跳出和超越現有“增量拓展、對等開放”的合作框架，積極推進向東盟單邊開放。

適應中國-東盟産業鏈供應鏈合作趨勢，要發揮海南、雲南、廣西、廣東在向東盟單邊開放中的重要作用；制定實施農業、海洋漁業、旅遊、數字經濟、加工製造等單邊開放政策，打造不同産業特點的單邊開放大通道。如果向東盟單邊開放有突破，未來10年左右時間，有望形成以商品、服務、要素、投資等為重點的“類歐盟”的中國-東盟共同市場。

第二，以實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為重點，實現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要突破。補齊服務貿易短板是我國高水準開放佈局的重大任務。我國服務貿易規模從2018年的7918.8億美元逐步增長到2022年的8891.1億美元，佔比卻從14.63%下降到12.42%，與全球平均水準相差近10個百分點。服務貿易發展成為短板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服務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後。比如，22個服務業行業中，2021年我國仍有12個行業的服務貿易限制指數高於全球平均水準。適應高水準開放的要求，需要以更大力度加快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

推出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是國際高水準經貿規則的主要做法，也是倒逼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大舉措。目前，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實行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仍有70項限制措施，高於《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中限制措施數量最多的日本（57項）。建議以高水準實施RCEP為契機，儘快出臺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允許負面清單外的境外企業在我國提供相關服務；此外，儘快將海南自由貿易港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的限制措施數量縮減至30項左右。

以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為重點，帶動全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2022年，廣東服務貿易佔全國的比重接近20%。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關鍵在於服務貿易一體化。這就需要以更大魄力推動廣東服務業對港澳的全面開放，制定精簡的粵港澳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務實推進粵港澳金融服務一體化，制定實施更加便利的大灣區服務貿易資金支付和轉移制度；建立“三地”服務業資格互認轉換制度，探索“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種法律制度”的服務貿易一體化制度安排。

第三，以海南自由貿易港為重點，實現法律、金融等關鍵領域制度型開放的重要突破。對標全球最高水準開放形態，以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對接為重點推動制度整合創新。以法律為例，打造以仲裁為重點的國際化爭議解決機制，不僅是各國吸引外資、降低交易成本的共識，也是我國制度型開放的重大任務。世界銀行已將“爭議解決”作為“宜商環境”評估的重要指標；《2021年國際仲裁調研報告》顯示，90%的企業選擇國際仲裁作為跨境糾紛的首選辦法。我國內地的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2022年的涉外仲裁案件僅佔15.7%，這一數值遠低於新加坡、中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80%以上的國際案件受理比例。面對吸引外資的較大壓力，在海南自由貿易港的部分區域率先推進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對接，具有相當大的緊迫性。

在海南自由貿易港率先實現法律規則對接的重要突破。例如，在商事領域，允許當事人自主選擇大陸法係或海洋法係；允許當事人自主選擇兩大法係仲裁模式裁決案件；參考借鑒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相關規則，建立健全海南自由貿易港的仲裁規則，與中國香港、新加坡實現仲裁結果互認；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東盟法律查明中心等。

以跨境資金自由便利為目標促進雙港金融合作。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中國企業投資東盟的總部基地，跨境資金進出自由便利是其核心訴求。建議支援和鼓勵香港金融機構參與海南自由貿易港國際能源、航運、大宗商品、産權、股權、碳排放權等國際交易場所建設和運營，拓展香港金融業發展空間；實行“海南承接+香港服務”合作模式，鼓勵“總部企業”跨境資金進出的交易結算端佈局在香港；穩步推動雙港金融市場一體化，率先在債券、保險等風險較低的領域制定實施“雙港單一通行證制度”；創造條件引入香港金融服務體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