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今年11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書面演講中指出：“中國出臺了一系列重磅改革舉措，將有力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有充足信心實現今年經濟增長目標，繼續發揮世界經濟增長最大引擎作用。”我們的充足信心來自多個方面，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我國的宏觀經濟治理。近年來，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在習近平經濟思想科學指導下，我國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完善政策統籌協調機制，促進多目標動態平衡。今年以來，我國加大宏觀調控力度，著力深化改革開放、擴大國內需求、優化經濟結構，推動我國經濟穩中向好、持續向好，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將順利完成。

“十四五”時期，我國宏觀經濟治理不斷完善

進入“十四五”時期以來，我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持續完善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豐富了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箱，提升了宏觀經濟治理能力，為經濟高品質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統籌短期應對與中長期發展，強化宏觀政策逆週期和跨週期調節。“十四五”之初，面對世紀疫情等突發事件，我國保持戰略定力，沒有搞“大水漫灌”的強刺激，而是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根據輕重緩急，在把握逆週期調節力度與節奏的基礎上優化跨週期政策設計，將主要經濟指標穩定在合理區間。“十四五”中後期，針對有效需求不足、新舊動能轉換陣痛等問題，我國推出一系列宏觀政策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多措並舉為地方和企業發展減負擔、增動能，為市場提供合理充裕流動性，增強風險化解能力，激發經營主體活力，為增強經濟韌性與可靠性提供了有力支撐。

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通經濟迴圈的堵點卡點。“十四五”時期，阻礙國民經濟迴圈的堵點卡點，既有疫情、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也有週期性結構性問題。面對疫情衝擊，我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在做好應急處突的同時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力暢通了國民經濟迴圈。疫情防控平穩轉段後，我國順應形勢變化，著力以科技創新推動産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産業、新模式、新動能。同時，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迴圈。總的來看，宏觀政策在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加速形成供需互促、産銷並進的良性迴圈，暢通國民經濟迴圈。

更加重視宏觀政策的統籌協調和系統落實，通過政策一致性評估提升治理效能。我國經濟治理目標具有多重性，既包括平抑短期經濟波動也包括中長期優化經濟結構，不僅要關注總量均衡更要推進結構升級與質效向好。這對政策協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豐富政策工具的同時也要強化協同創新。我國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都納入一致性評估，建立政策文件評估機制，重點對政策文件是否符合中央精神、是否會對經濟産生收縮性抑制性影響、是否會對社會預期産生不利影響等進行評估。這既能避免“分解謬誤”，防止將整體任務簡單分解，也能避免“合成謬誤”，防止不同政策相互掣肘，有利於促進政策形成組合效應，增強宏觀經濟治理整體效能。

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探索形成有效的預期管理方式。預期管理是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內容，主要是指把政策對社會預期的影響作為確定政策出臺時機、方式與力度的重要考慮因素。發達經濟體大都把引導和管理社會預期作為提升宏觀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手段，主要集中在貨幣政策等相關領域。與之相比，我國預期管理在宏觀經濟治理實踐中的覆蓋面更廣。比如，2018年，針對經濟運作中出現的邊際變化，黨中央提出“六穩”的要求，其中就包括穩預期；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等等。總的來看，我國預期管理的範圍不僅包括貨幣政策，也包括財稅、産業、區域等多方面政策，在引導社會預期向政策目標靠攏，從而提高政策效率、實現政策目標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今年以來宏觀經濟治理加力提效

今年以來，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地緣政治衝突交織，加大了世界經濟運作的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正處在結構優化調整關鍵期、新舊動能轉換陣痛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沉著應變、綜合施策，經濟運作總體平穩、穩中有進。

具體來看，今年一季度，宏觀政策靠前發力，國民經濟實現良好開局，國內生産總值（GDP）同比增長5.3%。面對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經濟穩定向好基礎尚不牢固等形勢，4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避免前緊後松，切實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提出要靠前發力有效落實已經確定的宏觀政策，要及早發行並用好超長期特別國債，落實好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等。

上半年，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不利影響增多的情況，我國深化改革開放，加強宏觀調控，延續回升向好態勢，GDP同比增長5.0%。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深刻分析經濟運作中面臨的風險與挑戰，明確提出宏觀政策要持續用力、更加給力，及早儲備並適時推出一批增量政策舉措等。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宏觀政策與重大改革舉措形成“組合拳”。比如，出臺《關於完善市場準入制度的意見》，對優化新業態新領域市場準入環境作出部署，指引各類經營主體向“新”而行。

三季度，面對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和國內經濟運作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宏觀調控加力增效，國民經濟運作總體平穩、穩中有進。9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抓住重點、主動作為，有效落實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進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針對性、有效性等。相關部門積極行動，加力推出所有增量政策。

四季度以來，隨著存量政策持續顯效、增量政策有效落實，經濟運作中的積極因素持續增多。10月份，市場銷售、服務業、進出口等主要經濟指標明顯回升，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服務業生産指數、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分別增長4.8%、6.3%、4.6%，比9月份加快1.6個、1.2個、3.9個百分點；11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在景氣區間上行，擴張步伐有所加快，充分體現了政策組合效應的不斷釋放。

總的來看，今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系統性和協調性明顯增強，既有宏觀總量政策，又有針對重點行業和領域的結構政策，還有助企幫扶的微觀政策；既有釋放流動性等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也有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提升市場內在穩定性的改革舉措。比如，針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通過降準降息釋放流動性；把促消費和惠民生結合起來，通過優化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良性迴圈機制，促進中低收入群體增收；引導中長期資金入市、推進公募基金改革，提振資本市場信心；等等。各領域政策目標一致、各有側重、銜接匹配、互為支撐。系統落實好存量政策和已出臺的所有增量政策，持續鞏固主要經濟指標回升勢頭，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將順利完成。

以自身最大確定性應對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風險

當前，我國發展仍面臨重要戰略機遇，同時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明顯上升。推動我國經濟在驚濤駭浪中行穩致遠，必須增強風險意識與底線思維，保持戰略定力、積極主動應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並作出戰略部署，12月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2025年經濟工作，為我們加強宏觀經濟治理、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既有利於短期穩增長，又能夠在中長期激發支撐高品質發展的潛力和動能。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實到位，要更好兼顧當前與長遠、總量與結構等，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強超常規逆週期調節，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進一步增強政策合力。為此，要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暢通國內大迴圈。構建新發展格局，打通制約經濟迴圈的關鍵堵點，關鍵在於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要制定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標準指引，引導各地找準自身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位置和比較優勢，同時加大區域戰略實施力度，加快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範圍順暢流動。

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更加順暢。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産力體制機制並作出戰略部署，這有利於縮短新舊動能轉換的“陣痛期”。貫徹落實這一要求，既要推動傳統産業“穩得住”，帶動上下游産業鞏固回穩增效勢頭，並全面推動産品提檔升級，以更高附加值、更高品質增強市場競爭力；又要推動新産業“立得住”，加快塑造新動能新優勢，培育更多經濟增長點。同時，深入實施産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增強産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強化綠色生産力快速成長勢頭，提升經濟增長的含金量。

強化風險意識，兜牢安全底線。當前，全球流動性環境正在發生變化。深入分析外部環境的影響，提前做好預研預判，才能更好防範化解風險。為此，要集中力量支援做好一批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項目，確保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重要基礎設施安全，並完善海外利益保護體系，同時健全網路、數據、人工智慧等領域的安全綜合治理體系和安全保障能力，切實增強産業韌性與抗衝擊能力。

彌合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間的“溫差”。在經濟運作中，宏觀數據來自對經濟整體的綜合分析，微觀感受來自每一個經營主體、每個居民在經濟社會活動中的直觀體驗。一般來看，任何市場經濟體都存在一定“溫差”。經濟規模大、經營主體多元，不同主體在經濟週期波動中感受難免存在差異。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注重與市場溝通、回應企業關切，可以幫助社會公眾更好理解推動高品質發展的各項舉措；加強對政策執行情況的跟蹤評估，以企業和群眾滿意度為重要尺規及時進行調整和完善，能夠進一步優化政策環境；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多措並舉降低企業運作成本、增強實體經濟領域企業的盈利能力，可以激發企業發展潛力；等等。這些宏觀政策有利於穩定預期、提振信心，彌合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間的“溫差”。

（作者為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