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歷史旨歸，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大使命，也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探索。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現在進行時，也是朝向未來的開放過程，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鮮明的時代價值。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開闢新的可能性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文明類型學意義，其深刻啟示價值在於，一種基於民族性特質的文明，在當代人類歷史語境中，實現自身的現代轉型，既有其歷史的必要性，也有其現實的可能性。這不僅為非西方國家和民族的文明走向現代化提供了信心，而且為現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路徑探索和方案制定提供了全新維度。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成功實踐，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開闢了新的可能性。

從歷史上看，人類文明的現代轉型最初是從西方開始的。現代科學和工業革命，為現代文明的興起提供了重要前提。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指出：“資産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這在一定意義上正是“資本的文明作用”所帶來的巨大歷史進步。但資本主義在創造物質財富、促成文明轉型的同時，也造成了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張甚至對立。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曾如此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後和再往後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可以説，20世紀的歷史被恩格斯言中了——生態環境危機所導致的人類生存困境，印證了這一預警的睿智。黑格爾曾説，市民社會就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這句話，認為資産階級社會所固有的競爭，就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目標，是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矛盾的徹底解決，即達成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真正和解。

就人與自然的關係維度來説，只有實現人類文明轉型，即完成從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轉變，才能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開闢道路。在這一轉型的理念創新和實踐探索過程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無疑貢獻了獨特歷史經驗，開闢出一條新路徑。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一方面濃縮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則體現了現代文明的積極成果。這就決定了在應對現代性危機方面，它具有特定的免疫力，能夠防範工業文明的某些固有弊端和局限，最大限度避免現代化的歷史代價。

實現現代化、建設現代文明，西方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絕不是唯一可能的路徑。無論是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歷史實踐，還是唯物史觀基於不同民族獨特“歷史環境”所揭示的走向現代文明的不同可能性，都證明了一個道理：雖然現代化具有一般規律，但實現方式卻帶有多樣性的特點。一個民族究竟採取怎樣的方式才能成功建設現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歷史等這些不可剔除的因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成功建設，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一種異質于西方現代文明的新的可能性，其深刻啟示意義不可低估。它充分展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由馬克思主義的激活所煥發出的優長之處，不僅意味著中華民族在當代語境中的自我成就，而且彰顯著中華民族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構建作出的獨特貢獻。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構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標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其深邃的歷史內涵。思接千載，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經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晚清以降，西方列強憑藉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國門，使我們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蒙受了歷史的屈辱。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近代以來中國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願景，由此開始了不屈不撓的抗爭和艱苦卓絕的奮鬥。但是，只有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才開創了中華民族歷史演進的新局，推動民族復興偉業走上了勝利之路。特別是新中國的建立、改革開放的實行、新時代的開啟，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今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回顧歷史，西方的現代化並不是通過“告別”傳統實現的，而是在新的歷史基礎上“復歸”傳統實現的。作為西方現代化的肇始，興起于14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意味著西方文明跨越漫長的“黑暗中世紀”，回歸於古希臘羅馬的古典傳統。正如恩格斯所説的，“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幾乎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論自然科學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種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發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裏去”。這啟示人們，一個民族走向現代文明，並不意味著拋棄自己古老的文化傳統，而是在更高意義上接續這一傳統，使其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實現一次鳳凰涅槃式的重生。對於中華民族來説，走向現代文明的過程本身，也正是本土文化傳統在新的歷史基礎上得以復興的過程，它們內在地統一于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之中。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具有深邃的世界歷史意義。整個中國近現代史，構成馬克思所説的“世界歷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唯有著眼於世界歷史視野，才有可能看清中國革命、建設、改革背後的歷史含義及其實質；反過來也一樣，只有讀懂中國近現代史背後的含義，才能夠更完整、更深刻地領會並把握世界歷史的豐富內涵。中國近現代史既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同時又能動地建構著世界歷史本身。從人類普遍交往的角度看，世界歷史構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賴以實現的深邃歷史背景。馬克思晚年在給俄國革命家查蘇利奇的回信中，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卡夫丁峽谷”的設想，揭示了移植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按照唯物史觀的這一邏輯，在世界歷史語境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得以實現的根本標誌和判斷標準，只能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成功建構。

中國式現代化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唯一路徑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固有的民族性和時代性雙重維度，註定了它只能是通過中國式現代化事業得以建構並表達的全新的文明類型。這一路徑鮮明體現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民族性和時代性特徵，也為我們把握其實質提供了特定坐標。

作為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明類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所顯示出來的特有優勢，對於矯正現代性的偏頗、超越西方式現代化的局限性具有積極的啟示價值。西方啟蒙現代性的吊詭，本質上在於從“人的發現”到“人的喪失”源自同一個東西，即作為啟蒙精神內核的理性精神本身，這正是啟蒙的辯證法。在西方，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到工業革命，標誌著理性精神的“復活”，但它對人的自我追問所採取的方式只能是“人是什麼”而不是“人是誰”。如此一來，“人”便被問成了賓格而非主格的存在。這正是西方現代化過程中人之所以陷入物化命運的學理原因。

中華文明在批判地借鑒西方文明有益成分的同時，有其先行有效的免疫力。用中國古話來説，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中華文明拒絕那種以征服、佔有、支配和駕馭為姿態的取向，而是主張“道法自然”，恪守“因其固然”“依乎天理”的原則。這對於現代技術的那種戡天役物的取向，無疑有著某種矯正作用。進一步説，中華文明對“人”的追問和把握，所採取的不是外在式的旁觀者姿態，而是內省式的體認者姿態，從而有可能避免“人”的客體化命運。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這種姿態的典型表達。中國式現代化之“中國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中國特色”，歸根到底是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濃縮並積澱而成的。同時，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過程，其社會主義性質歸根到底是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實踐形式決定和賦予的。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所固有的“一切可怕的波折”，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也是其優點所在。這一特點或優點，必然深刻地體現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際建構的歷史進程之中。

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實踐，絕不是在封閉和孤立的狀態下進行的，只能通過文明互鑒和普遍交往這一世界歷史語境而實現，因此不能離開對於人類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文明成果批判地借鑒和吸收。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西方近現代歷史上隱含的一條清晰的因果鏈條：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産業革命→社會革命。從一定意義上説，現代文明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才被真正建構起來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正如馬克思所説的，只有資本主義生産才第一次把物質生産過程變成科學在生産中的應用。兩次工業革命的發生，證明了馬克思的論斷。科學在生産上的應用只有通過技術形態才能實現，因為技術在本質上不過是科學外化或物化的形態。按照唯物史觀的立場和要求，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充分借鑒和吸收人類文明成果包括科學技術成果，但必須在自覺發揮自身所特有的歷史文化優勢的前提下，在歷史與道德、理性與價值、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兩極之間保持必要張力。唯其如此，中國式現代化事業才能達到健全和完備，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

（作者：何中華，係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