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區域史研究蓬勃發展，這既得益於區域研究的新史料如契約文書、族譜、碑刻、日用類書等民間文獻以及多語種文獻的發掘發現和整理利用，也離不開史學研究新視角新方法以及諸如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由政治軍事到社會文化、由王朝國家到區域社會等研究路徑的推陳出新。當然，繁榮發展中的區域史研究也面臨著“碎片化”和缺乏理論關懷等質疑。如何看待這些問題，避免視野地方化、問題重復化，更好觀照國家與地方，凸顯大歷史、整體史追求等成為學界關注的話題。本期論壇特邀請幾位青年學者對此進行討論，以期對深化相關問題的研究有所助益。

與談人

董乾坤 安徽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黃 瑜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王正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

張小坡 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區域轉向：區域史研究的歷程與史學發展脈絡

主持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史作為闡釋中國史進程的一種視角已為學界廣泛接受，在研究內容、理論範式等方面也達成了諸多共識，目前依然是歷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那麼在各位看來，區域史研究經歷了怎樣的進程？其背後體現了什麼樣的史學發展脈絡呢？

 董乾坤：區域史作為揭示中國歷史進程的一種研究範式，從學術發展的脈絡中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其産生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從研究成果看，區域史研究確實在揭示或解釋中國歷史的多元圖景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在我國史學傳統中，自古即有分區而論的傳統。《禮記·王制》篇指出：“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表明秦漢時代的學者已經意識到全國文化的多樣性。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分區域對全國的物産、交通和風俗進行了分別描述。這一分區述史的做法被後世史家繼承，無論是正史中的《地理志》，還是各地所編撰的志書，或是史家的私人撰述（如王士性的《廣志繹》、謝肇淛的《五雜俎》等），皆體現了這一撰史傳統。當然，把“區域”視作研究中國史的一種範式，進而進行學科意義上的建設，還是晚近的事。民國以降，以顧頡剛、譚其驤、史念海為代表的禹貢學派將傳統的政區沿革地理髮展成為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學。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學術研究的漸次展開，區域史作為一種理論範式逐漸得以建立，這既是學界結合中國國情作出的科學選擇，也是史學理論發展的內在要求。20世紀80年代復興的社會史研究，提出要有“血肉”的社會史口號，提倡眼光向下，關注社會生活、宗教信仰、普通人群。社會史的這一轉向，不能不走向區域，挖掘、利用各地方社會的民間文獻。同時，歷史地理學界也有意識地將區域作為探究人地關係的試驗場，以文化、風俗、語言、人群、民間信仰為要素劃分區域，分別展開研究。

當然，區域史的轉向，與國外史學的發展也密切相關。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G.W.Skinner）利用成都平原的經驗事實構建了頗有影響的“區域市場體系理論”。法國年鑒學派亦從整體史的研究逐步轉向區域史、村落史的方向上來。與此同時，以森正夫為代表的日本明清史學界也同樣轉向了地域史的研究，常建華即認為“戰後日本明清史學，至80年代發生重要轉折，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其特點之一是，有關地域社會的研究佔據主導地位”。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國興起了區域史研究的熱潮，在歷史地理學界，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周振鶴、鄒逸麟等學者，先後對我國的各個區域展開討論。在史學界，以科大衛、陳春聲、鄭振滿、劉志偉等為代表的華南學派異軍突起，對廣東、福建、香港的區域歷史發展進程作了開創性研究。同時，以大量文書而蜚聲國內外的徽學也迅速形成，周紹泉、欒成顯、葉顯恩、張海鵬等一批學者投身徽學學科的建設和研究中。

黃瑜：的確，區域研究亦有相當長的發展過程。20世紀30年代，食貨學派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已開區域研究之濫觴。隨後，梁方仲、傅衣淩、陳翰笙、湯象龍、李景漢等學術前輩的努力使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蔚然興起，成果斐然。然而，學界有相當長的時間傾向使用綜合歸納的邏輯方式展開研究，將區域研究的意義定位為通過研究區域最後綜合出全國特色。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區域史研究的不斷擴展和日趨興盛，區域史研究逐漸分化，其基本趨勢是更加專門化和細化。除最先出現的區域社會經濟史，以及如今被學術界普遍認同的區域社會史、區域經濟史和區域文化史外還有區域社會生活史、區域城市史等。學術界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區域史觀：一種是方法論取向的，即將其視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式或研究取向；另一種是範疇論取向的，即將區域史研究視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新興學科或學科分支。

進入21世紀，曾經困擾上一輩學者的區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區域的“微觀”研究是否與“宏觀”通史敘述具有同等價值等帶有歷史哲學色彩的問題基本上不再是影響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思想顧慮。自施堅雅提出從區域的脈絡解釋中國歷史結構的理論起，區域史研究成為學者們試圖加深理解國家歷史乃至全球歷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最近20年來，華南區域史研究中對水上人、山民、灶戶等邊緣地區與人群的跨學科研究，能夠將王朝國家與區域面相綜合考慮、貫通一體。不管研究的實際範圍大小如何，區域史研究者一定要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及整體的歷史感，而且要眼界開闊，積極與其他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交流對話，在立足於史學學科本位的同時，體現出積極的理論自覺。

王正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區域史研究，經歷了從具體研究到學術追求、理論方法的自覺過程。龐大穩定的學術共同體、專業刊物、專門學術科研機構，這些都表明區域史研究目前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沿領域，愈來愈多學者尤其是青年學人加入其中。區域史研究的興起，與史料範圍內涵的擴大尤其是對民間文獻的挖掘、研究視角的轉換即擺脫單一國家敘事、方法的創新即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等密切相關。儘管徽州、江南等地研究起初相對多於、早于華南，但真正的區域史研究應當説仍是從華南起步的，並成為典範進而影響華北等其他區域的研究。研究內容方面，率先進行區域史研究實踐的則是廣義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這與20世紀中國史學的傳統以及社會經濟史本身跨學科等特徵有關，進而甚至影響了政治史等研究。

從20世紀以來的史學脈絡來看，相較于強調區域史與王朝國家史的區別，我更傾向於從史學傳承延續的角度來理解其發展。田野調查、整理利用民間文獻、注重地方性知識等，只是區域史在技術層面的操作，其與王朝國家歷史旨歸一致，都有著通史方向的努力。當然，區域史與王朝國家敘事又有著明顯區別，力圖呈現歷史上的社會系統網路結構、演變邏輯的方式，這也是區域史的重要貢獻所在。

繁榮與危機：區域史研究的成績與不足

主持人：迄今為止，毋庸置疑的是區域史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為史學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但是，學界也不乏質疑的聲音，其中“碎片化”是大家批評較多的。在當今微觀史、日常生活史日漸興起的情況下，如何看待這些質疑呢？

 黃瑜：面對“碎片化”的質疑聲音，其實重點還是區域史研究者自身要有明確的基本問題意識、整體觀視野和比較研究導向。首先，不同的問題意識會使得區域的內涵産生差異，區域研究應該隨著作為研究對象的人的流動和作為研究者問題意識的問題之流動而進行研究。隨著人的流動，區域也是流動的，區域的邊界並非僵硬的地理界線，因此區域是在不同歷史過程中，跟隨人（群）的流動及隨之關注的問題而産生的。其次，理解區域與整體的辯證關係，對區域史整體性的把握是我們能夠通過研究區域看整體、從整體觀照區域，理解區域史是如何與國家的甚至全球的大歷史進程緊密聯繫，如何演繹為宏觀歷史過程在特定時空中的具體展開。最後，對區域之間所呈現相同基本問題的比較研究導向，引領我們去關注造成不同區域基本問題與歷史過程本身的各種因素，探討其差異性與相似性何在，從而理解不同區域的社會發展模式。

王正華：任何一種史學研究方法都有其優劣所在。區域史研究固然有其問題，但不妨礙我們對其更新原本歷史認知的貢獻進行正面評價。就“碎片化”而言，不少學者已有討論，這裡筆者主要想談兩點。首先，要辨析是研究所用史料、區域、對象、內容還是問題的碎片化。研究個人、村莊還是王朝，契約、族譜、碑刻、日用類書等民間文獻，或是官方史志、檔案等材料，其實都不是碎片化的問題所在，重點在於問題取向。以筆者個人主要研究的明清華北地權問題而言，單純地方史的書寫方式或者國家版本的地方切割，顯然會使研究陷入碎片化的困境，往往會産生低水準、重復性的研究。除此之外，需要思考的是側重於華北區域本身還是回答土地制度與土地關係的基本問題？是描述區域的結構特徵，得出其典型性、代表性、獨特性的結論，還是追尋有別於王朝國家敘事的一種系統網路，展示歷史節奏的另一面，盡可能思考類型意義上的不同歷史演變邏輯？區域只是問題的“試驗場”，筆者認為後者才是區域史研究的真正關懷。

其次，人的歷史是歷史學研究的核心要義之一。微觀史、日常生活史的貢獻即能讓我們看到活生生的人，看到他們的生産生活方式、喜怒哀樂的情感。這其實並非區域史獨有的研究取向。對生命個體歷程、百姓乃至皇帝日常生活的考察，不僅能讓歷史更生動鮮活，同時也能讓歷史研究更符合常識邏輯，在這個基礎上理解得出的結論才有可能是最為“真實”的歷史。當然，要做到這一點，田野調查就尤為重要。筆者認為，在田野中找到材料並非最重要的，而且在華北等區域很多情況下確實難以找到相對系統的民間文獻。而在田野中了解當地百姓的生存環境、生計模式、生存狀態、生活邏輯才是最重要的，同時也能更好理解歷史上人們所作所為背後的所思所想。

董乾坤：所謂“碎片化”，是法國史學家弗朗索瓦·多斯提出來的。1987年，多斯在《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雜誌到“新史學”》一書中，對以勒華拉杜裏、雅克·勒高夫等為代表的年鑒派第三代學者進行了批評，認為他們放棄總體史追求和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觀，轉而追求微觀史、心態史等，趨於碎片和保守。筆者認為，學界所批評的“碎片化”問題確實存在。究其原因，在於研究者對文獻的簡單處理，未能從整體史的脈絡提出宏觀性問題，或是對文獻作簡單的梳理、分類，就文獻而文獻；或是僅關注文獻中的“地方”面相，忽略其中的“國家”因素，得出的認識和結論往往限于“地方性”知識。關於如何看待史學的“碎片化”問題，筆者再補充兩點：

在學術追求上，區域史與整體史目標一致，皆是揭示中國的歷史進程。顯然，區域史研究雖然以“區域”為尺規，但所揭示的問題則具有整體史意義。如傅衣淩先生所言“站在閩北看中國”一語，表達的正是區域史的這一特點。再以華南學派為例，他們對華南地區裏甲賦役、宗族組織、沙田管理、民間信仰的研究，成功闡釋了國家的制度、文化在地方推行的過程及其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對明清以來中國歷史的演進歷程，得出了一些創新結論和值得推廣的理論。他們所用的文獻、研究範圍，從形式上看頗具“碎片”特徵，但其解決的問題、得出的結論，很少人認為其“碎片化”。在筆者看來，那些被冠以“碎片化”的研究，並非合格的區域史研究，換句話説，這些成果並未在研究中真正實踐區域史研究的方法理論，也未能實現區域史的“整體”追求。

從史學研究發展過程來看，最終關懷是揭示整個歷史的發展進程，追求歷史的真實面貌。當然，囿于文獻，書寫完全真實的歷史難度極大，但儘量還原歷史仍是每一位歷史學者的追求。如果單憑官方文獻，對相關問題作一些淺嘗輒止的描述和大而化之的宏觀論述，無異於空中樓閣，談不上真實。制度史、政治史固然重要，但僅限于對法律條文的梳理分類，得出的結論未必讓人信服。基於此，鄧小南等學者才提出“活的制度史”目標。如何“活”起來？即要將文獻中的條文置於各地域社會中，從地方史的脈絡中探究“多元”的地方被內化于“統一”的國家這一過程。同時，歷史學揭示的“歷史”對象應是佔人口主體的普通民眾，正是這些構成中國主體的民眾才是繪製中國歷史圖景的主要作者。就此看來，想要完成史家所追求的“真實”“歷史”，必須從“區域”做起，利用不同的空間尺度，對其進行細緻的描摹，揭示各自發展的獨特路徑，在此基礎上逐漸展現中國史全貌。這一點，應該是區域史研究的最終目的。

堅守與創新：未來區域史研究的一些可能

主持人：區域史作為一條以區域（地方）為觀察對象、以民間文獻（地方史料）為主要依據的研究路徑，最終仍是要解決中國史的重大問題。諸位認為在當前各種史學流派不斷涌現的情況下，未來區域史研究實踐可以從哪些方面進行創新，從而更好地實現區域史研究的整體史追求？

 王正華：我認為，區域史研究未來主要可從以下方面推進。繼續挖掘整理利用民間文獻，並與官方史志檔案相結合，回歸制度命題。重視民間文獻的同時，要小心所謂“新史料”的“學術陷阱”。以契約文書為例，目前明清契約文書發現數以千萬計，但並非一件文書即可解決一個問題、寫出一篇文章，如何處理同質化的契約文書、如何將“新史料”與“舊史料”恰當結合、如何避免重復性研究、如何在文書解讀中發現真正有價值的學術問題，值得我們深思。任何史料都有記錄者的觀點甚至偏見，只有將民間文獻與官方史志檔案等不同群體産生的史料結合起來，才能全面理解歷史背後的邏輯。在探討具體問題時，制度的産生運作與區域社會的關聯互動，是區域史研究需要重視的重點所在。

拉長研究時段，關注不同人群的歷史。觀察某個區域的歷史，在聚焦某一時段同時，要盡可能上下拉長時段，長時段的考察能夠展示清晰的地方脈絡，抓住區域的核心問題。各類人群不同的生計模式、社會關係網路、文化禮儀等特徵造就了不同的區域。區域內部不同人群之間的關聯互動又形成了各類社會結構，對不同人群的考察有助於深化對區域內外的認識。以清代華北區域社會研究而言，不少冠以清代華北區域史的研究對龐大重要的旗人群體只字未題，顯然不夠全面。

多學科對話。跨學科本就是區域史研究的一大特徵，其與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經濟學、法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乃至地理學、建築學等自然科學聯繫緊密。但跨學科並非自説自話，而是就某一學術問題從不同角度展開詮釋。其他學科知識能夠給歷史觀察提供反思的可能。而歷史學家在解決好歷史問題的同時，也不能只為其他學科做注腳，要有為其他學科提出問題的追求。還要明確區域史研究的基本命題，重視全球視野下的區域比較，將各個區域研究關心的基本命題梳理出來，才有可能形成有效對話。

積極合理利用數字人文技術。歷史學應當以積極的姿態迎接新興技術帶來的便利與挑戰。諸如Database和ArcGIS等工具便於我們處理包括民間文獻在內的海量史料，在此基礎上我們還應恰當合理使用相關解讀工具，輔助歷史研究。就目前整理刊佈的民間文獻而言，整理方式標準不一，大部分還未建立起相應數據庫，有數據庫者相互相容性也較差。學界應對同類文獻建立統一的整理標準，並充分利用數字人文優勢，建立相應數據庫並加強相互間的聯動機制。

黃瑜：目前，區域史研究在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生活史、城市史等領域都有了積極拓展與豐富成果，但在借鑒其他學科理論與方法，實現“綜合性研究”方面仍然有著較大的發展與創新空間。這種跨學科的借鑒，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理論與方法層面，而應該以“人”為本、以人的活動為中心，探究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中活動的人之生活的諸多方面。近年來環境史與人類學領域關於“人類世”（Anthropocene）展開討論，哈佛大學博士孟一衡（Ian M.Miller）的《杉木與帝國：早期近代中國的森林革命》，利用徽州的林契和租佃合同，揭示了作為私有財産的人工林地及成長週期長的樹木，在幾個世紀裏是如何以複雜的方式發展的，分析土地利用和植被變化，追溯中國南方的森林歷史，修正了伊懋可關於前現代中國持續毀林的敘事。他通過檢索各種各樣的稅務、契約和木材市場記錄，勾勒出一個林業體系框架，揭示出中國在宋元明時期通過稅收機制、財産法律、市場規則等實現遠端、大規模管理。這種利用民間文獻、從綜合多學科視角、以區域演進揭示整體歷史進程的研究，為同類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鑒。

又如，從2000年開始，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村寨中留存的大量山林、土地契約被陸續發現和整理出版。利用包括《清水江文書》《錦屏文書》《黎平文書》在內的一大批契約文書、族譜、碑刻等民間歷史文獻，學界在木材採運、林業經濟、生態觀念等方面的研究，取得豐碩成果。但是，對黔桂湘交界地帶苗、侗等民族的口述傳統在土地買賣、林業經濟、村寨規約等方面逐步被漢字書寫的文書補充甚至替代的過程與意義本身仍然關注不足。推進那裏的區域史研究，可以考慮從“文字”視角來解讀民間文獻，中國西南地區存在多語種的民間文獻，應該注重對多民族書寫、保存和使用的民間文獻在“知識性”“歷史性”關聯上的探究，探討多民族共居地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文字的文化情境和制度性因素，以及文字中承載之知識、觀念和權力的流傳、變遷與再造。而在“文字”視角下透視的西南區域史研究，需要充分結合歷史學、語言學、文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對婚姻習俗、家庭形態、信仰祭祀、村寨規約、山林地權的歷史變遷過程展開全面考察。

董乾坤：我非常同意這一觀點，在從事區域史研究中，要以“人”作為研究的核心。劉志偉在談到如何劃分“區域”時説：“歷史認識中的地域觀念，不只是歷史學家為研究的方便而劃出來的範圍，更是人們在自己的歷史活動過程中劃出來的歷史的和流動的界線，歷史學家的睿智是將這種流動性呈現出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以研究人的活動、人的精神以及他們的生存環境的互動過程為中心，通過人的歷史活動區把握歷史時空的互動關係，而不是把歷史時空固定化、概念化之後，再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區域史研究的人本主義取向》，1999年）研究者如果從“人”的生活出發，就會發現“人”在日常生活中會與各種人群（如朋友、親戚、鄰居等）、國家機構（如收稅機關、鄉村裏老、地方政府等）、市場産生聯繫，以某一個人或某個家庭為研究對象，在重構他們的日常生活史時，必然會將政治、文化、經濟等各要素結合起來，從而呈現一個豐富且具有整體性的社會圖景，國家、制度亦涵蓋其中。

此外，一些被學界批評的“碎片化”研究成果之所以給人以支離破碎感，根本原因在於對相關制度史、政治史的生疏，研究所描述的僅僅是地方性史實，大多數與整體史無涉，不能敏銳地捕捉到文獻中的“整體史”脈絡。在區域史研究領域取得重大成就的老一輩學者，其研究之所以能回應整體史所關心的問題，即在於他們在求學時受到的制度史訓練。因此，在培養學生過程中，要加強制度史、政治史等的教學與訓練。

■專家點評

 周曉光（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教授）：

區域史作為研究中國史的一種範式和方法，正如幾位青年學者所言，無論從學術脈絡的發展還是從史學的追求來看，都具有其自身合理性。而且，從區域史所取得的成果言之，這一范式和方法對中國史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不容忽視的是，近年來區域史研究的確如學界所批評的那樣，出現了“碎片化”現象。但這種“碎片化”是區域史本身的問題還是學者個人研究的問題是需要認真甄別的，唯有在這個層面上加以討論，才能合理地解決這一問題。

就區域史本身而言，它在形成之初，就是為了彌補宏觀史研究中的不足而進入學界視野的，中外史學界皆是如此，三位青年學者也都指出了這一點。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史學界掀起了一場史學變革，“眼光向下”“有血肉的社會史”“活的制度史”“走進歷史現場”等逐漸成為共識，區域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上述主張雖異，但其背後所體現的史學意識卻是共通的，即學界開始追求歷史進程的豐富面相和實態描摹，而“區域”則是實現這一史學追求的試驗場。在研究實踐中，學者們根據研究的需要和要解決的問題，對“區域”的範圍作出一定的剪裁。剪裁的尺度有大有小，大到一省或一個流域，小到一個鄉村，但無論大、小，學者所追求的目標則是揭示中國歷史進程中的真實圖景，背後的研究旨趣是改變宏觀敘事中那些大而化之的描述和標簽化的刻板印象，其研究的對象並非傳統史學中的帝王將相，而是生活于社會中的蕓蕓眾生。從區域大小上説，它可以是因山川河流這些自然景觀所區隔形成的地理單元，也可以是一個普通民眾的生活空間。這些或大或小的單元空間中，蘊含著各種各樣的要素，王朝制度、民間宗教、地方文化傳統、統治權力皆囊括其中，歷史學者的目標不僅是將這些經驗事實復原出來，而且還要將各種要素的相互關係加以揭示。通過這一途徑，豐富的歷史圖景便還原了出來，歷史機制的動態過程也得以展示，王朝國家的同一性與各個區域的“地方性傳統”蘊于這一研究過程中。

“區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邊界可以隨著裁定標準的變化而伸縮，它可以是政治的、文化的，也可以是歷史的、自然的。從全球的視角觀察，按主權劃分，國家也是一個區域；而從個人角度觀察，既有其自身生活的“區域”，也有其想像的“區域”。因此，在筆者看來，區域不等於地方，區域史也絕非地方史，兩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區域”概念本身就隱含了整體意識，劃分區域的目的恰是為更好地表現整體而非消解它。但“地方”則是一個與“中央”相對的概念，這一概念本身所透露出來的問題意識即是解決各個地方的基本史實，這一意識無疑會將問題“地方化”，進而顯得有些“碎化”。因此，區域史中所蘊含的這一整體性思維決定了在研究實踐中的宏觀視野，操作起來對歷史研究者本身的要求更高。無論是理論方法的運用，還是文獻史料的佔有都對研究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因此，在筆者看來造成“碎片化”的原因不在於區域史本身，而是研究者可能出現的問題。區域史理論決定了研究者需要“眼光向下”，走進區域，所利用的史料多為民間文獻，所揭示的經驗事實也皆發生在區域範圍之內，這種特徵讓不少年輕學者在從事學術研究之初即將精力和眼光專注于區域。他們利用一些“新史料”，進行內容梳理和分類，並作一些簡單的分析，這樣的研究呈現的容易是“碎片”，而且這些“碎片”對於歷史的整體認識並無多大新見，大多數的結論都是“舊識”。於是，逐漸將區域史做成了地方史。筆者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大致有兩點，第一，研究者過分強調區域史的“區域性”而忽略了其“整體性”，或者説沒有意識到區域史研究中的整體性視野。一部分學者、學生，之所以會選擇區域史，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區域史研究的“門檻”低，只要集中于某個區域蒐羅資料，揭示相關史實即可，這是一種對區域史範式的極大誤解，也是沒有真正把握區域史研究的核心理念所致。第二，即便有的學者掌握了區域史的相關理論方法和研究旨趣，但在研究實踐中卻未能實現上述理念。出於各種原因，在尚未掌握區域史研究所具備的理論方法和宏觀史實的情況下，就迫切地展開區域史研究，從而無法提出宏大議題，也無法回應史學界所關心的問題，只能就事論事。而且在對文獻的分析中，疏于仔細梳理各類資訊，未能思考文獻製作的社會邏輯和國家因素，而是簡單地將文獻進行分類，談及一些人所共知的歷史經驗。上述兩種情況下所取得的成果，只能是碎片化的。

基於區域史研究的高要求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提高青年學人的研究水準是推動區域史發展的重要途徑。同時，積極汲取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適當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來處理日益增加的海量文獻，也是未來區域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學科的發展和學術的進步，一方面需要代代相承，立足於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斷總結和反思，揚長避短，體現時代性和創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