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生生”思想是中華文化精神、身份的標誌性、典範性特徵，是彰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文化“元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要努力從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積累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和智慧，延續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華，展現精神魅力。”掌握“生生”思想的精神內核、實踐路徑，不僅有助於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也有助於更好理解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明“變通”，知“動靜”

“生生之謂易”是《周易》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國哲學的重要內容。“生生”的認識論蘊含著樸素辯證法，建立在“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即“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自然界統一于“五行”的物質運動論，以及“間于天地之間，莫貴於人”的主體論基礎上。“反也者，道之動也”，自然界“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處在“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泰”與“否”對立轉化中。因此，人們要領悟“變動不居”的深刻意涵，在日常思維與行為中，要自覺、積極、主動、充分地發揮主觀能動性。依照盈虛、損益、消長變化自然規律，與時偕行，掌握和運用“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通”哲學，力戒刻舟求劍式呆板、機械、僵化思維，避免膠柱鼓瑟式固執拘泥，消除削足適履式生搬硬套。只有積極、主動，順天應化，革故鼎新，才能不斷開拓新局面。

“變通者，趣時者也”“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因此，我們要在合天性、循規律、利事物基礎上，順應具體形勢、環境、條件，處理好“時”“勢”“事”三者的統一關係。因時、因勢、因事，即依據時機、客觀情況、不同事物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實際，適時、適勢、適事，把握好“變”與“不變”、“動”與“靜”的辯證關係。“變”與“不變”，既相反相成，也相輔相成。沒有“不變”，就沒有“萬變”，反之亦然。要知幾察變，察微知著，“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要不斷調整，及時轉化，揚長避短，化消極為積極，變不利為有利，轉劣勢為優勢，改被動為主動。“窮則變”不是積累矛盾、問題，以致山窮水盡、走投無路時，不得已適應、改變，而是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將矛盾、問題、衝突，消弭于萌芽階段，隨時將不利、負面因素“清零”，事物就會朝著有利方向發展。固本培元，守正出新，行穩致遠，進而獲得圓滿。“否極泰來”不是自然而然，“一定如此”的“必然”迴圈，而是主動“變而通之以盡利”的結果。如此，在整體、全局、宏觀上，就可以實現持續穩定、平衡、協調、和諧的“靜”的狀態。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若思維、意識、觀念、行為，墨守成規，故步自封，或片面、單向、偏執，只關注“好”的一面，卻避重就輕，對新矛盾、新問題，麻木不仁，麻痹大意，甚至視而不見，刻意回避，不依據客觀情況變化作出動態調整和改變，久之，各種不利因素會累積、儲存、疊加，積少成多，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凸顯、爆發，引起衝突。像“泰極而否”“盛極而衰”，不是“泰”“盛”不好，關鍵是沒有及時調整、改變，則“物極必反”，導致事物由好變壞。因此，要以全面、系統、立體思維，強調既要從“面”上、從大局上，保持社會安定，又要從局部的“點”上，在具體環節上及時解決矛盾問題。

明“進退”，知“選擇”

自然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而“捭闔者，道之大化”，因此，顧植山教授認為，“古人把天地間的盛衰變化理解為一種‘開闔’運動，又稱‘離合’‘捭闔’‘和辟’等。一開一闔，化生萬物。介於開與闔之間的是‘樞’，動態太極就有了‘開、闔、樞’三種狀態”。“樞”為盛衰轉化的臨界點，故為關鍵。據此原理，人在各種活動中，重要的是明進退。要在遵循趨利避害的大原則下，明白“該做什麼”，主要體現為“選擇什麼”“何時選擇”“怎樣選擇”，即《老子》反覆強調的“去彼取此”，主動、合理地取捨，尤為重要。要善於抓住事物發展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次、輕重、緩急、快慢，掌握好時機、火候、分寸、節奏、尺度。審時度勢，排除不利因素。“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既循序漸進，把握好進度，又持之以恒，控制好過程，自然會有一個好結果。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因而，在處事時要“變”而有“節”，適“度”。“過猶不及”“矯枉過正”之“過”，是沒有掌握好界限，結果適得其反，使“好”轉“壞”，樂極生悲。這就需要做好“配”“合”。“配”即組合、趨同、協調，“合”即交融、包容、和諧。如“配天”“配命”，根本在“德配天地”。“配”“合”的理想結果是“和”。強調個人內心和諧，人與人和諧，人與自然和諧。正因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乃生，不和不生”，所以我們要做到“和而不同”。“和”既指各自保持獨立性、差異性、多樣性，又強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單向、排他選擇，誰“改變”誰，而是朝著共同理想目標，多元化並存，多樣化發展。互相尊重、欣賞、借鑒，取長補短，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共生共榮，合作共贏。一味求“同”，則以局限性、片面性認識，背離了不同事物具有多面性特點的本來屬性，人為遮蔽、改變、破壞、消解了豐富、多樣、差異，造成不平衡、不和諧，所謂“均一則不和”。自然界“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社會生活中，若只單向、片面選擇迎合自己，或自己喜歡的，就會招致不良後果。如偏信則暗，只吃一種食物，則營養不全，故要力戒“去和而取同”。正因如此，“和”“同”不僅區分“君子”“小人”，也關乎事情成敗。

明“化生”，知“日新”

“化”蘊含著具有中國特色的辯證法智慧，在中國哲學思想中，有著重要意義和獨特價值。甲骨文的“化”像兩人相遇，相反而行，本義即“變化”。自然界“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一直處在“四時變化而能久成”的“物化”過程中。就“人化”而言，日常生活中，“生生”哲學主張通過“風化”熏陶、感染，“教化”引導、影響，通過潤物細無聲式的浸潤、感化、疏導，提高、昇華人的道德境界。在為人處世中，要盡力避免摩擦、衝突，巧妙化解矛盾、危機，化干戈為玉帛，化敵為友，化險為夷。因為“安危相易，禍福相生”，要做到“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以敏銳的前瞻性預見，合理的超前戰略思維，及時剔除消極、不合理因素，保持健康、積極、有利成分，化腐朽為神奇，故“化境”為最高境界。將“物化”與“人化”完美結合，就能很好體現“天地之大德曰生”，繁衍生息，興物利事，“剛健篤實，輝光日新”。通過“化生”“化育”，達到“化成天下”的根本目的。這也是“生生”哲學的深刻內涵和現實價值所在。

經過“變←→生←→新”，既自我自覺調節，又雙向互動，便可以形成“變→通→達→久”的“動態、穩定、平衡、衍生”系統，從而使事物總保持勃勃生機，充滿欣欣向榮的活力。朝著向上、向善、向好，有利於自然、社會、民眾的目標持久發展；沿著正確、積極、健康、合理的良性軌道成功運作，這便是中國哲學強調“生生”的意義。

“生生”思想充分展示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科學性、合理性、先進性，體現著中國智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的有機統一，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古為今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同時，積極傳承和弘揚“生生”思想，讓中國人民與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一道，共同創造人類和諧、幸福、美好的未來。

（作者：裴登峰，係廣東科技學院通識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