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張秀琴  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與文明觀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的具體體現，也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深刻實踐。

文化與文明概念的由來

“文化”一詞較早完整出現在西漢劉歆《説苑·指武》，“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1]有“以文化人”的含義和以禮儀、知識教化的指向。西晉學者束皙也提到“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2]表明瞭萬物之生，各由其道、皆得其所儀的意思。“文明”一詞則最早出現在《周易》等典籍之中，有著文采光明、文德輝耀的意思，如《周易·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周易·乾卦》“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孔穎達疏: “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3]），又見《尚書·舜典》：“哲文明，溫恭允塞”（孔穎達疏: “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4]）。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文明”與“文化”兩詞的關係十分緊密。《周易·賁卦·彖傳》雲：“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即文教昌明、發達之意，“文化”則是通過文治來教化。總體來看，“文明”是從“文采”“光明”一步步過渡到有文化的人類社會的較高階段和所取得的成就。“文明”是“文化”發展的歷史結果，“文化”則是“文明”發展和演化的前提和條件，二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西方語境下，“文化”的概念演變史則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西語中的“文化”和“文明”幾乎是同義語。但它們內部又都包含有雙重內涵，一方面指的是某種成就狀態，而另一方面又可以指該成就狀態的發展過程。自盧梭肇始的浪漫主義運動在理論形式上開啟了“文化”與“文明”的分離過程：“文化”衍化成兩種不同的含義，一種被一般化和抽象為與宗教、藝術和人性及其生活形式（即意義和價值）等聯繫在一起的“內在”精神過程，另一種則是指具體的文學和藝術（音樂、繪畫、雕刻、戲劇和電影等），它們作為人類精神的最深層動因和根源，其運動就是“想像”“創造”“靈感”和“審美”等現實化活動；而“文明”則被具體化為“文化”的社會形式、一種純粹外在的表像形式。19世紀初期，“文化”的意義又發生了轉變，開始與“階級”“藝術”“工業”“民主”等概念相關聯，逐步被理解為思想與歷史的結構。回顧以上過程，其一，“文化”與“文明”不斷分離的過程，伴隨著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社會形態的演變；其二，“文化”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被分離為不同的名詞（抽象的和具體的狀態或成果形式），而且還同時被動詞化，即作為一定文明化的過程和活動。無論在名詞化還是動詞化的努力中，“文化”都被大大擴展了其原有內涵，涵蓋了馬克思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整體或總體。

大體説來，“文化”從最初對自然的培育、栽種，擴展到對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特別是人）的教化，再到“文化”自身成為類物自體的本體化存在地位，這樣“文化”就獲得了包括物質和精神在內的整體生活方式的內涵。這一過程恰恰發生於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在西方確立主導地位的19世紀。對於“文化”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上述諸範疇的批判分析，反映的就是人們對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批判。

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與文明觀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代表性著述中，幾乎都談論過“文明”和“文化”議題。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在與“野蠻”相對的意義上談論文明，因此更多是將現代文明視為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現代化”也主要是指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在這一過程中對野蠻的再造——無論是以異化還是以拜物教形式。所以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直接使用了“現代文明”概念[5]，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生産方式就是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結構形式，而生産力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因為正是它以工業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以便以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推行所謂的文明”，使得其他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東方從屬於西方”。[6]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的矛盾——生産力和生産關係（所有制或財産關係）的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及其危機表現，則是資本主義現代文明所表現出的根本特點，也是其內在的根本缺陷。當然，這種反抗性或界限，本身表現為資本（主義）文明的二重性的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矛盾所決定，這就造成了資本既創造文化，又以現代文明文化歷史的形式毀滅了自身。這一特點會因為具體民族國家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發展程度而表現得有所不同。因此，各個民族國家基於此所展開的無産階級革命和鬥爭形式也會有所差異。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的現代文明雖然也創造了驚人的財富和文化等現代生産力、生産條件和生活水準，但這並非真正的人類理想文明形態，而是以文明自居的、包裹著野蠻的社會文化形式。而文明作為文化的歷史性特徵，本身也具有差異化發展的階段性和過程性。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不同民族國家從前現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不同的世界歷史形勢、具體道路和社會方案上。《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馬克思就曾預言中國革命對文明世界所可能發生的影響。[7]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他還揭露了資本主義文明形態以野蠻的方式對待印度、中國等東方社會的殖民暴行及其野蠻本質，並認為這是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即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本身的內在規律。[8]馬克思認為，這就是資産階級文明的醜惡的面貌，即建立在勞動奴役制上的罪惡的文明的兇殘的嗜血本性，[9]並由此認定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的進步（或資本的文明作用或文明化趨勢）“只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資本不過是文明的另一名稱”。[10]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也在更一般的意義上討論“文化”和“文明”的概念（比如古代希臘文明等），但主要是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基礎上的現代性——資本主義現代性文化的意義上去探討現代（歐洲）文明，更確切地説是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及其生産方式基礎。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的主旨，也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根本旨趣。所以，在馬恩著作的語境中，“文明”和“文化”有時會被不加區分地使用，兩個概念本身也因其普遍與特殊的雙重性特徵，而使得這種混淆使用變得更加頻繁。

無論如何，“文明”主要作為資本主義現代性標識的歷史特殊性，在內涵上顯然小于“文化”的範疇，特別是當前者與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相聯繫被理解的時候，就更是如此。因此，如果説“文化”是一個社會性概念，那麼“文明”就是一個歷史性概念。馬克思在這個意義上指出社會勞動是一切文化的源泉，明確了“文化”的經濟結構規定性，並在這個意義上明示了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即以不同形態呈現出不同的民族國家的具體形式特徵。[11]然而，這些差異並不能遮蔽其共同性——社會勞動規定性，馬克思反對離開資本形式的勞動的價值化運動來空談文明的所謂“文明論”，還認為否認勞動創造價值，不過是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産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及其文化形式的生産方式本質規定性的批判分析，深刻揭示了經濟與政治、社會與文化、自然與文明的歷史的辯證關係。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身後，諸多理論家都努力嘗試著延續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路徑展開對資本主義現代性文明形態的批判工作，比如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消費社會批判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批判雖然會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發，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畢竟都是論者從自己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展開的理論表達。由於具體民族國家的差異性，每個民族國家在特定歷史時代的文化發展與文明進步，一方面需要批判繼承同時代別的民族國家的經驗，即文明互鑒；另一方面更需要立足於本民族的社會歷史特殊性，特別是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