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摔倒的老人變成“危險人物”

自七年前的南京“彭宇案”開始，摔倒在路邊的老人似乎就成了一些人眼中的“危險分子”，不少人都害怕被訛詐而不敢貿然攙扶。每當談及類似的“老人詐摔”糾紛，輿論都慣於從社會信任和社會道德的角度進行探討，但最終往往難以達成共識，反倒讓越來越多的人不敢毫無顧忌地去幫助他人。從這一點來看，達州警方在法律框架內處置糾紛並懲治“詐摔”者，開了一個不錯的先例。

3名涉事小孩已在目擊者的證詞中洗清嫌疑，但被認定為敲詐勒索的老太對處置結果存有異議。公共事件無懼爭議，但要化解這種雙方各執一詞的糾紛，拿全家性命“賭咒”是行不通的，歸根結底還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回顧“詐摔”事件始末，涉事小孩之所以沒成“達川版彭宇”，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的家長通過舉牌尋找證人、向派出所報案等行為，還原了事實真相，依法認定了責任歸屬。在出現新證據之前，當地警方的處置結果都是站得住腳的。那老太如果真想翻案，應同樣選擇法律途徑。[詳細]

老太不能舉證被撞，孩子家長無需賠償

單從法律角度看，廓清雙方責任未必複雜。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更對這一舉證責任原則作了更詳細的詮釋：“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也就是説，若老太一方拿不出確鑿證據證明孩子是撞人者，孩子家長就無需承擔相關責任。

這起普通民事糾紛，本可通過法律程式解決。可是，老太家人卻將其滯留小孩家中，並“揚言不賠醫藥費老人就不走”，讓事件性質發生改變。它或將構成治安管理處罰法上的尋釁滋事行為，甚至是敲詐勒索行為。而三位家長被迫作出的同意部分賠償許諾，也是可撤銷的民事行為。在其他地方發生的一些案例中，有些老人假裝摔倒，借機碰瓷，且賠償要求遠超出合理範圍，也可能觸及刑律，涉嫌敲詐勒索罪。[詳細]

還應該有一則“好心人免責條款”

面對這樣的案例，我們更應該著力於在法律制度的根源上予以對好心人的“關照”。最好的辦法就是，引入許多歐美國家都明確立法的“好心人免則條款”。所謂的“好心人免責條款”，基本內容是這樣的：因救助他人的疏忽導致其受到傷害的情況下，得以免責。在某種意義上講，這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避免好心人被壞人訛上的尷尬。

保護施救者的權利不受傷害，是喚回公德的前提。公德的回歸，自然不只是簡單的道德問題，還與司法公正緊密相關。比起道德評判，一個能保證好人不受傷害的法律制度，更加可靠。對於其他地方政府而言，如何避免施救者被訛，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施救者的後顧之憂，顯然是需要立法解決的急迫問題。 [詳細]

法律做土，才能讓道德開花

一起不公正的待遇，有可能用十起公正的事例也難以挽回損失。“見扶不扶”的道德糾結背後，更多的是對後果的擔憂以及風險的恐懼。但問題在於，就個案來説，究竟是誣陷或者訛詐，還是逃避或者撒謊，確實是個很難“自證其清”的事情。拋開道德本身來説，老人受傷已經涉及到法律界定的範疇，需要法律的介入厘情真相。

現實中，確實不乏惡老太式的誣陷或者訛詐，並對社會信任産生了嚴重的衝擊。在 “不是壞人變老了，就是老人變壞了”的感嘆下，很多人都會將愛心與善舉埋下心中，並視明哲保身為最現實的哲學。於是道德饑渴之下，難免會對每一起誣陷或者訛詐事件，給予全民道德的審判，“人人聲討”之下，會不會“情緒審判”不得而知，但在眾聲共調之下，老人的淚水與賭咒，同樣是一種值得傾聽的聲音，同樣是一種需要正視的權利。

但是處理的分歧，法律的爭議，不應用道德的標準去審判，這可能會影響事態的走向和事實的公正，不利於對個人最基本權利的保護。若是連基本的法律底線都無法堅守，道德保衛就會成為最大的道德破壞。[詳細]

別指望一起案件就看透人間善惡

在中國傲然的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國民道德標桿卻尷尬的定義在敢不敢扶老人的水準上。我們還是能在很多場合、很多畫面中，看到聽到對於本民族尊老愛幼、傳統美德的樂觀認可。這就造成了兩種平行線的錯覺，到底是視聽上的豐滿，還是現實中的骨感？

也許兩者都不是，在不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時候，國人還是很樂意的伸出幫助之援手，比如公交車上讓讓座，給陌生人指指路，甚至也有最美媽媽、最美保安等敢於伸出生命之手來接住從空中墜落的生命。然而吊詭的是，但凡在馬路邊上出現的各種狀況，就成了國人不敢輕易動作的場所。除了各種碰瓷的蠅營狗茍之外，也有彭宇案和小悅悅事件的深刻“啟蒙”。[詳細]

別指望在一起“兒童扶老人案”中，看透所有的人間善惡。在已有法律裁決的前提下，將媒體的聚光燈持久聚焦于個案，並將其誇大成對群體的批判，不僅會給當事人構成難以承受的壓力，造成超出必要程度的傷害，對整個社會也無甚裨益。法律要罰當其罪，輿論也該止于當止。[詳細]

（編輯：楊公振）